借力大发展 阔步奔小康——访张家界市民委主任李林

正《民族论坛》:民族乡是我国特有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内部事务、依法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一种基层政权形式,民族乡举办逢十庆典活动,您觉得对我们的民族乡和民族地区意义何在?李林:民族乡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种必要补充形式,民族乡举办逢十周年庆典活动,积极展示民族乡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不仅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关心和照顾,也是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体现。我市建有15个民族乡,其中桑植县7个白族乡,慈利县7个土家族乡,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精品资源共享课的建设与思考

精品资源共享课是在原国家级精品课程基础上的转型升级,对课程建设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中南民族大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通过基本资源和拓展资源建设,向学习者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服务,促进了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实现了优质课程教学资源的共享。     

兴安盟地税局：民族团结之花越开越盛

内蒙古兴安盟地方税务局是一个蒙古、汉、回、满、朝鲜、达斡尔、土家等多民族的大家庭,盟局机关119名干部职工中有少数民族干部职工42名。组建20年来,兴安盟地税局始终作,将其摆在突出位置,与业务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落实;始终坚持“促进民族团结,尊重民族风俗”的方针,以教育为基础、以文化为先导、以机制为保证,大力加强民族团结机制建设,保证党的民族政策在全盟地税系统开花结果。今年5月12日,兴安盟地税局与盟民族事务局联合召开全盟地税系统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上海:不断提升民族工作的法治化建设水平

正以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是建设法治中国的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手段。上海市委市政府历来重视民族工作,按照中央要求认真贯彻落实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上海各级民族事务部门主动适应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要求,不断提高民族事务依法管理水平,确保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落到实处,切实维护少数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在全社会营造"三个离不开"与"两个共同"的良好氛围,不断提升城市民族工作的法治化建设水平。     

江安 就业路上架“金桥”

正2013年,江安县立足县域实际,全力推进就业优先战略,从"三个结合",即:促进就业增长与县域经济发展相结合;解决就业问题与实现充分就业相结合;扩大就业规模与提高就业质量相结合着手,通过全面贯彻落实积极就业政策,提升就业服务水平,努力构建就业长效机制,有力地破解了"就业难"的突出问题,为江安百姓们架起一座就业金桥。     

全面改革元年的十大“开头难”

2014年,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发达经济体的债务问题、区域贸易谈判进展等因素值得关注,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维持在中低速水平。 2014年,房地产调控将给地方政府比较大的自主权,将任务和责任下放给地方政府,＂限购＂＂限贷＂等仍将存在,＂限价＂＂限签＂等可能淡出。 2014年,物价上涨压力总体大于2013年,但涨幅不会太大,预期保持在3%左右,但仍需防范部分农副产品价格大起大落。     

人文关怀不能缺失

大学生村官本身工资就相对较低,如果再一味漠视对他们的人文关怀。就经常出现岗在人不在、任职不驻村的现象。相关专业人士建议——大学生村官任职不驻村．岗在人不在的问题始终是与国家招考大学生村官政策初衷相违背的．六成多甚至比例更高的大学生村官竟然被基层政府“截留”,如果任其蔓延,大学生村官政策将会严重变形走样.     

做一个农民的服务兵

农机监理员,工作对象是纯朴的农民,我的工作宗旨当然就是：为善良的农民兄弟服务,做一个农民的勤务兵。怎样才能做好农民的勤务兵,做好一个农机人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一、向农民讲解安全驾驶知识。二、落实国家惠民政策。三、做好年检排查工作。四、必须热爱农机事业。五、要努力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六、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     

权与钱的博弈:记者是“没有盔甲的战士”?!——从“富士康告记者案”审视中国媒体舆论监督之现状

2006年,从8月28日到9月3日,台湾富士康集团诉《第一财经日报》的"名誉侵权案",经历了从索赔3000万元到1元,到双方握手言和、富士康撤诉的令人瞠目的戏剧性过程。富士康的"血汗工厂嫌疑"和天价诉讼行为,逐然已成千夫所指;《第一财经》最初的报道和媒体在此案件中的表现,也陆续被指出有违新闻专业主义,离完美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那么,中国当代媒体将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下正确履行舆论监督的职责?中国的新闻法又将如何完善,以保障媒体理性捍卫新闻自由?——这成为我们思考的重点。     

历史与现状:关于家庭政策的研究综述

正一、投资家庭:社会政策的新视阈家庭之所以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得以重新认识,很大程度是对社会政策施行中政府力图寻求福利资源供需平衡的回应与切入,尤其是人口转变中家庭结构与类型的多元趋向,不仅对家庭固有保障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引致非制度性福利资源的减少,也加重了社会保障的压力。对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通过把家庭作为社会福利政策的干预整体,投资和发掘家庭的资产与能力,重塑家庭保障,在政府、市场、社区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