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背景下的社会福利治理研究——第七届中国社会学社会福利论坛综述

在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常态之后,我国开始进入了一个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新常态下我们将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治理难题,社会福利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新常态下的中国社会治理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届社会福利论坛以"新常态下的社会福利治理"为主题,参会代表共同探讨了新常态下我国的社会福利治理理念和方向,对推动我国社会福利治理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地方政府化工企业安全监管的演化博弈分析 ——以江苏省响水"3·21"爆炸事故为例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不仅增加了企业转型的阵痛,也带来了政府安全生产监管的动态失衡问题,由此导致监管低效,重大事故频发,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公信力.以江苏响水"3·21"爆炸事故的监管失败为例,以有限理性行为假设为基础,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和利益分析方法,对政府与企业面临价值抉择与行为博弈从项目引入阶段—经营发展阶段—后事故阶段进行多维动态分析.研究发现:新常态下企业发展遇到成本上升和效益下滑的困境,企业基于盈利目标,在监管部门的宽松监管下存在追求超额收益的投机行为,容易选择消极管控和规避监管策略;地方政府在市场监管中,出于多重利益考量,对监管频度和力度会维持基本底线思维,并保持宽松监管策略,在动态博弈过程中导致监管流于形式.因此,政府安全监管博弈策略需要基于成本收益均衡的利益价值杠杆重构.     

群体性事件中非制度化公民参与的逻辑

我国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是非制度化公民参与的产物,触发性事件的发生、流言的传播与扩散、问题化技术的使用以及目的达到后的退却,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运行机制。解决群体性事件要开启制度化的通道,实现从非制度化公民参与向制度化公民参与的转变,将群体性事件转变成常态的公民集体行动。     

新常态下大学生就业创业现状及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重点关注大学生的就业创业问题,面对社会形势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和新压力,政府、学校和学生各方均要注重发挥创造性思维,从不同层面和维度探索新常态下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实现路径,并充分利用互联网鼓励大学生就业创业,培养大学生的就业创业动机、创业能力和创业人格,更好地顺应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实践的要求,培养与新常态背景相适应的创新型人才.     

增长阶段转换的成因、挑战和对策

我国当前潜在增速回落属于后发国家追赶进程中的阶段转换而不是追赶周期的结束。我国的后发优势并未终结,只是内容和结构发生变化,压缩式增长的条件和潜力依然存在。当前的阶段转换是从数量扩张型高增长转向质量提升型中高速增长。增长动力正在发生两个关键性变化,一是经济增长从同时依靠要素投入和TFP增长转向更多依靠TFP增长;二是TFP增长的主导形式发生变化,由主要依靠资源要素从闲置状态或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的转移,逐步转变为更多依靠行业内部企业之间或不同技术产能之间优胜劣汰。面对增长阶段转换期的挑战和风险,需要在保持经济形势基本稳定、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推进各项改革,尽快构筑起有利于增长阶段转换和新增长模式形成的体制基础。     

让协商成为民主的一种常态

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显著特征,是培养公民民主意识的重要途径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本文对协商民主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     

新常态背景下"三新"经济驱动消费升级的路径探究

新兴产业的发展是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得以发展的内在要求,三新经济与我国消费升级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对于企业内部来说,应该加大研发力度,推动技术创新,在秉承商业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对于风控体系的建设,使经济发展更加具有韧性;对于企业外部来说,应该大力提倡双新垂直的管理模式,在新+薪的政策支持下,建立相应的平台来促进...     

大家都认同的不一定是正确的——错误的流行健身观

生活中,我们有许多渐成习惯的保健健身做法,并常常乐此不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些健康科普文章不容置疑地推介它们的健身价值。可是,据国内外最新研究的一些成果,可以看出我们以前许多坚定不移的做法其实是一种错误。以下就是人们常见的一些错误做法。     

中国人口新常态与新型人口红利研究

进入21世纪1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发生了结构性与趋势性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走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少子化和老龄化并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和人口文化素质提高等为主要特征的人口新常态.在人口新常态背景下,我国曾经以充足劳动力和较低抚养比为主导的传统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人口结构调整、人口素质提高和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为主导的新型人口红利正在产生.对当前新型人口红利的开发与利用可成为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源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机制.     

新常态经济下传媒产业规制的改革逻辑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红利加速消失、硬约束增强、结构转变压力加大的时期,经济活动和行为规则回归市场逻辑。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与改革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同步,以往的高速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源自于享受政策偏好带来的红利,市场与行政规制的双重低效甚至失效、产业发展势大力薄的现状始终未有本质性的改变。一旦整体经济下行,这种矛盾尤为突出。因此,规制改革的目标和手段也应符合新常态的本质,包括以激励性规制手段完善市场结构与产权结构、建构经营者激励机制、提升传媒市场的有效竞争等一系列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