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电视──一种批判学派的观点

反观电视的最佳视角莫过于“大众文化”。这种文化是发达工业社会物化体系的组成部分，与传统的民间文化和精英文化迥然有异。电视自问世之际便先天地归属于“娱乐”范畴，并以其独特的方式构成使人难以振拨的氛围。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电视体现了这种社会所需的一体化，代表了现代生活的一大趋势──平庸化，并在宗教式微的时代里成为宗教的替代品（精神权权化）。电视在发达国家所出现的问题是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应警戒的。     

坚守责任 不辱使命 拒绝平庸 为统计事业贡献自己的能量和才智

我叫陈平，是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民政局干部，负责全县民政统计业务工作，身处政府统计工作的基层。近些年，我在完成好民政统计工作任务的同时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尝试，借此机会跟大家汇报交流一下，请批评指教。     

恶是迷人的东西——《太阳照常升起》的美学分析

姜文在电影《太阳照常升起》里,玩着华而不实的花巧,打乱叙事结构,混淆梦境和现实,在观众与自己之间设置障碍。通过对"他人之死"的轻松叙说,展示了一种"施虐/受虐"的自恋者临床病症,在对暴力的美学化背后,是使人屈从于本能,拒斥知性,对历史已经遗忘真相、无力反思的"平庸的恶"。     

别计较一时一事

老年人贵在开朗达观。开朗，就是心胸开阔，包容天际，乐观幽默。至于达观二字．作家赵大年先生是这样说的：“老年人经历过成功与失败、荣耀和平庸，许多事理能够看透。不斤斤计较一时一事之得失．凡喜怒哀乐不为境遇所拘束，就是达观。”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的“平庸之恶”

在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之恶"思想框架下解析小说《朗读者》中错综复杂人物的人性,重点分析小说女主人公汉娜作为一名从未接受过人性教育的普通人,在法律和道德面前,其人性是如何被展现和被定义的。人们总是对于"极端之恶"充满警惕却很少意识到正是那些不易觉察的"平庸之恶"逐渐浸润到社会生活体系的各个角落。人性教育的落脚点应是良心,要把所学到的知识转化成智慧,审视自我、理解他人,并善用智慧超越人性弱点。本研究期望通过反思"平庸之人"的"人性"来唤起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营建"完整"精神这项富于"意义"的工作。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的一部力作——读《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于国内学界而言,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引进和深入以及对日常生活研究的展开,列斐伏尔的一些重要思想,逐渐被介绍进来;说陌生,是因为20多年来,虽然有一些关于列斐伏尔的论文,但列斐伏尔思想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何以形成,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所针对的是何种社会,他的思想在前后期是否存在着变化等,     

通向“恶的平庸性”之路

通过“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阿伦特揭示了一种异于康德所说的“根本恶”的、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恶的新类型。本文通过对现代性方案以及导源于这种方案的现代国家的“造园姿态”、现代科层制政治机器对于无思想的命令执行者的需要与塑造,以及与政治的工具化并行的公共领域的消亡这三个层面的考察分析,揭示了“平庸”与“罪恶”结合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平庸”之与“罪恶”的联系,虽然受到现代社会发展和政治运行中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的推动,但这既不是要为“艾希曼”脱罪,更不是要将每个人入罪,而是要引起每个人作为公民在面临大屠杀这样的罪恶时对自己所应担当的责任的沉思。     

影片《朗读者》的多重主题探析

影片《朗读者》以其沉稳平静的影像风格和演员的精湛演技成为2009年奥斯卡的大赢家。影片通过讲述一段发生在二战德国的惊世骇俗的忘年之恋,探讨了在畸恋外壳下的关于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反思、对汉娜.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的揭示以及关于道德的困境与法律的悖论等多重主题,呈现出二战之后年轻一代德国人对待德国历史与罪愆的复杂心态。     

人的高贵性之所在——人类精神的时代反思

人的高贵性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规定性,人有高贵性才真正不同于动物。人的高贵性在于精神性而不在于肉体性,道德性是精神性的实质内涵,而道德追求的是人格完善。精神性是主体性的实质和核心,因此高贵性是主体性的充分体现,两者实质上是相通的,增强人的主体性也就在提升人的高贵性。在传统社会,虽然社会倡导人们成为高贵之人,人们也追求高贵,但那时真正的高贵之人仍然很少。现代社会几乎没有多少人追求成为人格完善的高贵者,有的只是固置于生存需要满足的平常人,其结果是人类社会在走向世俗化、功利化的同时走向平庸化的物化社会。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调整人类进化的方向,重视构建个人的精神家园和社会的精神世界,重视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重视对人格完善的追求。     

齐格蒙特·鲍曼关于大屠杀的伦理批判

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引发了阿伦特和鲍曼等中东欧思想家对犹太人大屠杀中罪恶与道德责任的伦理学对话。阿伦特提出了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个人的伦理责任问题,即集体犯罪也不能免除个人伦理责任。在阿伦特的启发下,齐格蒙特·鲍曼阐释出纳粹并不是变态的狂暴之徒,而是现代性文明的产物。他认为道德冷漠产生于纳粹德国对社会距离的再生产,时空区隔和道德悬置使大屠杀得以顺利进行,而重建现代道德社会学的关键在于人对于他人的责任及其接近性、亲历性。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对纳粹罪犯的道德拷问以及对现代伦理学重构的可能性的思考,对我国学人深入研究日本侵略者的道德伦理问题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