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叙事话语

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创造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叙事话语。与传统叙事话语不同的是,后现代叙事话语并非是一种纯技法的操作,而是在本体的层次上与叙事主体或叙事对象密切相关,叙事的结构、视角、情感色彩和语调特征本身就是叙事主体或叙事对象的存在观与生存状态的“直观”写真。后现代派文学叙事话语主要有五种类型,“平面无深度”叙事话语：对本质与意义的消解;“错乱零散化”叙事话语：精神分裂的生存状态;“黑色幽默式”叙事话语：面临绝望的强自解脱;“极度冷漠化”叙事话语：人情况灭的社会现实;“剪贴拼画式”叙事话语：虚幻的世界与虚幻的语言。     

消费文化与1990年以来大学题材小说的叙事成规

1990年代以来的大学题材小说浸染着浓厚的消费文化色彩,并促其生成了一套深层的叙事成规。污名化的同质叙述对大学的指认带有否定性价值。二元对立的惯习叙事模式,主要表现为堕落与守望的对峙。新闻化的叙事使小说充斥着大量新闻信息,小说的想象与虚构因素匮乏。人物塑造类型化、浅显化,缺少新意与深意。     

包产叙事的三维透视——以刘小兵《积极叔》为例

刘小兵的《积极叔》是一篇典型的包产叙事的文本,真实地反映了包产的复杂过程,表现出转型期的复杂思想。从政治、伦理、道德等维度对其进行解读,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包产进程的原貌,而且对探讨知识分子的创作心理也大有裨益。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性别意识——兼谈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叙事

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战争叙事、知青叙事都趋于消沉,乡村叙事还是她们涉足的话题,都市叙事基本成为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主旋律,女性文学也就从性别压抑、性别遮蔽而真正走向繁荣。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催化和90年代多元文化的转型之外,女性叙事从本质上来说是摆脱不了原生的性别意识和母性思维。     

评库切小说《耻》的主题与创作技巧的完美统一

库切作为"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作家,其文学作品无论在表现内容还是在叙事技巧上大都有别于传统文学。其小说《耻》重视心理描写和意识流动,运用了象征性描写,文体新颖但主题晦涩,表现了与以往写实主义文学作品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即运用象征主义与意识流创作手法来揭露殖民主义的罪恶,使形式和内容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完美结合,因而受到了世界文坛的瞩目。     

麦家小说的性别政治——基于叙事学的考察

用后经典叙事学理论考察麦家小说,可见其叙事话语中体现出较鲜明的男性性别模式,主要表现在：一,塑造男性威权形象,强化男性叙事权威;二,将女性叙事设置为男性主体叙事的补充,使女性叙事边缘化,弱化女性叙事权威;三,用男性叙事解构女性叙事,降低女性叙事的可靠性。另外,麦家小说中女性的叙事声音总是表现出情绪化、非理性、个人性、私密性的特征;而男性叙事声音则更多与宏大叙事相关联,体现出社会性、公共性色彩,并且对与男权社会规范不相符的女性进行批判。通过这种男性中心的叙事策略,麦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多沉稳、理性、智慧、伟岸,而女性形象则基本与之相反,从而或隐或显地传达出麦家男性至上的性别观念。     

后现代的疯子叙事——试论《女勇士》中的疯女人意象

从后现代文化分析的角度,对华裔美国女作家汤亭亭《女勇士》中未曾引人注意的疯子叙事进行分析,认为该叙事通过对疯女人癫狂的描写,使癫狂世界与正常世界形成互文效果,从而揭示“疯子”既是父权制和种族主义压迫华裔美国女性的工具,又是华裔美国妇女追求话语权、颠覆压迫的手段。此外,“疯子”还是作者建构华裔美国女性文化身份的策略。     

论《水浒传》中的公案因素及其作用

《水浒传》不是公案小说,也不是公案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它却包含了丰富的公案因素。分析其中“公案”的内部构成情况、探析《水浒传》如何融合宋元话本小说中各种题材,以及进一步研究“公案”在《水浒传》中的叙事作用,对于研究话本小说如何过渡到长篇白话章回小说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叙述成长——《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叙事比较

《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关于成长的叙事经验都来源于社会历史意识,具有“史”的可信度,“史传合一”是共同的叙事规范。《红旗谱》以阶级斗争为叙事动力,由农村说书艺人线性叙述朱老忠“在斗争中成长”,史传语言较有历史感;《青春之歌》以思想领路人推进叙事,由思想工作者线性叙述林道静“在受教育中成长”,理性语言少文采有说教味;《三家巷》则以生活网结点的异动和松解为叙事动力,由中学生诗人扇形叙述周炳“在生活中成长”,诗性语言极富抒情性     

从新历史主义看史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的亲和性

中国古典小说与中国史传之间有祭密联系的原因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新历史主义揭示的 历史的文学性从史学与文学的根本性质的接近方面更为深刻地揭示了二者的亲缘关系。但新历史主义 也有局限,它没有看到二者在共有的虚构性之外,还有审美性的差异,而这正是中国史传独具的特质,也 是中国古典小说与史传有紧密联系的根本性原因。受到中国史传审美性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呈现出 独特的审美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