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人叙事的艺术探索——论刘斯奋的《白门柳》

刘斯奋的《白门柳》主要通过对钱谦益、黄宗羲、侯方域、冒襄等晚明文人政治、文化等方面活动的描写,颇为广泛地反映了明朝晚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晚明文人的生存困境及其内在原因、中国17世纪早期民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矛盾等;篇幅浩大、内容丰富而又线索清晰、结构宏阔而又精致严谨;题材、叙述方式新颖独特;重史实而又不拘泥于史实;文化意味浓烈;人物个性鲜明;语言多姿多彩;但也存在着部分情节不够完整、内容略显庞杂等缺憾.     

论王安忆1980年代中期性爱小说的女性叙事

王安忆在1980年代中期以性爱叙事为主题的小说是中国新时期小说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文本之一.首先她通过文本中情爱与理性的缺席以及对性本身的发展和对性快乐的追求而让性爱叙事从政治叙述转为人欲自身;二是张扬女性主义,将男性晦暗化.这表现为将男人叙述成弱者,被女人主宰掌控,并且在苦难中不被拯救;从而表现出女性的力量存在以及对于世界的重要性呈现.     

日常生活叙事与当代上海文学

日常生活叙事在上海现代文学中有其独特性。建国后,上海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集聚地,处于被改造的境地,日常生活由此被纳入社会整体目标下,失去了独特性。80年代中后期,上海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在回归中发展,展露出积极向上的生存理念。进入90年代,上海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呈现出多种姿态。本文对上海当代文学中的日常生活的发展流变作一总体的描述,并力图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嬗变。     

佛教因果观与六朝至初唐志怪小说

中国志怪类小说脱胎于古代神话,到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才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小说类型。与此同时,于汉末传入中国的佛教也逐渐摆脱了道教的附庸地位,开始正式在中国社会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而佛教观念中最基本的因果观,随着佛教的传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在小说中,即是志怪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宣扬因果报应的故事。佛教因果观不仅为六朝以后的志怪小说提供了新的素材,而且其思想还深入到了小说的叙事逻辑结构之中。     

广告文案的叙事视角

广告传播同文学、新闻等学科领域一样都存在“叙事”问题 ,广告文案中主要有第一人称视角、第二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等类型。第一人称视角叙述广告内容真实感强 ,对消费者具有强大的驱动力和感染力。第三人称视角不受视域限制能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广告信息。因此 ,情感诉求广告适合选择第一人称视角 ,理性诉求广告可考虑第三人称视角。     

隐形的对抗和拯救的圈套——重读贾平凹的《高兴》

在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洪流中,以农民进城为叙事架构的贾平凹的《高兴》也被视作底层叙事的重要收获。不过,从小说对主人公刘高兴进城原因的超然选择到拾荒者和乡村知识分子的身份设定;从以拯救为目的的故事原动力到对城乡关系裂隙的缝合,都显示出贾平凹超越性的价值寻索和审美诉求。尽管故事最终以五富的死亡为终结,但毫无疑问《高兴》已经与底层叙事纯粹的苦难展示、悲情控诉划清了界限。     

多学科交叉语境下的“政治美学”研究综述

"政治美学"提出的背景在于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它围绕着"美学"这一学科,从美学理论实践的可能性出发,探讨美学学科新的发展方向,从而拓展美学的新生命。但是这个课题研究的对象太广,缺少全面阐释政治和美学之间复杂关系的清晰而确定的分析对象,所以前人的研究和阐述显得过于驳杂,没有形成很好的理论聚合力。因此,在政治和美学当中加入文学这一重要的文本对象,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由此,政治美学新的研究方向将不仅限于政治和美学之间的相互比照,而进一步延伸拓展到"政治—美学—文学"三个重要的领域。由此,一方面为探究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寻找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从政治实践和文学叙事中揭示出作家创作过程的集体无意识以及小说所取得的社会效应背后受众的审美心理,进一步探讨政治结构如何渗入人的情感结构;另一方面也为政治美学这一新兴课题提供一个具体、系统的研究对象。     

《南方人物周刊》“封面人物”栏目调查与思考

《南方人物周刊》是一份以人物类报道为主的期刊,2006年成为中国最具成长性媒体。＂封面人物＂是《南方人物周刊》中最有特色、最能体现刊物魅力的核心栏目,充分显示出刊物以焦点人物解读热点新闻的编辑理念、多角度、够深度的报道策略、全知全能与人物限知视角为主的叙事视角等诸多特点。     

《诺斯托罗莫》的伦理阐释

《诺斯托罗莫》历来被评论家认为是康拉德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寄寓着丰富的道德内涵。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从康拉德的道德观入手,回到小说创作的历史语境,结合小说的叙事艺术,挖掘小说主人公诺斯特罗莫和高尔德在物质利益的引诱下不断堕落的伦理学意义,揭示人类道德堕落的严重后果,表现出康拉德深切的道德关怀。     

新诗:"诗底进化的还原"--俞平伯的诗论

俞平伯认为 :“诗是人生底表现 ,并且还是人生向善的表现” ,“平民性是诗主要质素 ,贵族的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 ,太浓厚了有碍于诗底普遍性。”为了达到“促进”人生的目的 ,诗歌就得真实地描写现实人生和抒写人的情感 ,但“真实”又是与“自由”连带而生的 ;因此 ,从根本上来说 ,诗应该是白话自由体 ,具有“平民性”。俞平伯的这些观点对新诗及现代诗论的发展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