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就业性别平等立法中的积极国家角色与中国借鉴

目前我国就业领域的性别平等已经引起了较多学者关注,但现有研究成果较少从实施效果的角度审视规则设计的合理性。作为典型的保守主义福利政策国家,德国政府在促进就业性别平等上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德国法在规则设计上以经济学、社会学效果为导向,这一实践可以为完善和实施我国就业性别平等法律制度提供经验借鉴:将加诸于女性的家庭责任转由社会共同分担,同时适度干涉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角色分工领域,引导男性承担家庭责任以实现两性职业与家庭责任的平衡,并对私人雇佣主体也设定禁止歧视义务。     

南亚地区的社会性别预算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基于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考察

社会性别预算对于促进性别平等和推进财政精细化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南亚地区的性别预算行动大多由政府主导,与政府计划相互促进,并选择适合国情的性别预算工具,但也面临女性决策者缺失、参与者作用不到位、性别不平等现象严重等问题。中国正处于性别预算的加速发展时期,可从南亚地区的性别预算实践中寻找启示,注重性别审计的发展,并充分发挥利益相关者的作用。     

超越平等的资源主义与福利主义分析路径——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平等的分析

平等的能力分析路径是当代政治哲学中的平等理论的一种重要分析路径,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平等理论是其中的代表性理论之一.阿玛蒂亚·森在批判以约翰·罗尔斯和罗纳德·德沃金等人为代表的平等的资源主义分析路径以及以理查德·阿内逊为代表的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进路的基础上,以人际相异性为起点,建构了可行能力的平等理论,以试图超越平等的资源主义和福利主义分析路径.但是,阿玛蒂亚·森的平等的能力分析路径太具开放性,其可行能力平等理论也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澄清的地方.     

中国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的制约因素与对策

参政能力是中国参政党影响力、生命力之所在。当前,中国正处于全方位变革的时代,在这种变革洪流的席卷之下,无论哪一种性质的政党,在开展能力建设时都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面临着求变图存的选择。世界政党政治所呈现出的特有的变革发展态势,再加上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转型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与时俱进以及中国参政党自身建设的需求,这些都为其参政能力建设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通过对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所面临制约因素的客观分析,深入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对策,对深化参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我国妇女参政权之历史检视与现实考量

男女享有平等的参政权是衡量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标准,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人文基础.妇女参政能使女性从自己切身利益考虑,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女性公民的正当权利,推动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均衡发展,以达到社会和谐的长远目标.文章从我国妇女参政的发展状况分析入手,指出妇女参政彰显人类文明,同时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有之路.     

自由还是平等——诺奇克和罗尔斯的正义观比较

分析了诺奇克和罗尔斯看待平等、国家的功能和分配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指出诺奇克主张的正义是尊重人们选择权的程序性的正义,罗尔斯主张的正义是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实质性的正义。二者揭示了正义的两个性质。     

中国女人：愤世嫉俗不容易

西方有句格言:推动摇篮的手是推动世界的手;教育家费罗培尔认为,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是在政治家身上。不如说在母亲身上。近20年来,中国的母亲们发生了什么变化?当政府放弃用政治手段保证的保护性就业,保护性参政以后,中国妇女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婚姻恋爱观又是怎样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及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1989~2015年共计10轮CHNS数据,本文采用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秩关联系数双重测度指标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算,发现代际收入流动性在1991~2004年期间基本保持稳定,2004年以后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变化趋势。基于收入分组视角的研究发现,各收入组2004年以后代际收入阶层固化程度均有所降低,但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固化程度远高于其他各组,中等收入群体是目前我国保持较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主要动力来源。从城乡差异视角看,受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影响,2000年后农村家庭的代际流动性显著提升,且持续高于城市居民的代际流动性。进一步,基于人力资本分析框架对我国代际收入传递机制进行了探究,发现父亲的非教育因素在代际收入传递中起到主导作用。受整体社会制度环境不断改善的积极影响,2004年以后非教育传递机制不断减弱,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升起到较大助推作用;而受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影响,教育因素在2004年左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代际收入流动性。     

如何从生命周期理解我国的收入不平等

文章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入手,以期为理解收入不平等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基尼系数本质上衡量的是结果的不平等,收入所得税等政府政策也侧重对结果不平等的调整,但收入结果的不平等起源于机会的不平等,强化于过程的不平等,最终才表现为结果的不平等.机会不平等、过程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对应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需要不同的政策措施.对于机会不平等,政府应着眼于消除户籍制度等对不同人群的制度性歧视,减少我国区域发展水平的差距;推动幼儿和青少年教育与医疗服务的均等化,为他们创造一个公平的养教环境.对于过程不平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建立对各种所有制员工和不同雇佣关系职工都公平的城乡统一的市场环境,消除劳动力市场中同工不同酬等歧视现象,尤其是取消国家制度和政策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于结果不平等,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在现有个人所得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基础上,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公平公正的收入调节和社会保障体系.     

死神面前的“不平等”--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中国难民内部分层

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国际安全区最多容纳了约25万中国难民。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这些难民面对“死神”侵华日军,命运并不“平等”。相比“特殊”难民,“普通”难民整体境遇更形竭蹶,尽管日军的无差别暴行会抹平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中国难民内部的分层与近代以来列强在中国形成的特殊利益和条约体系有关。而且,同样面对日军,中西人士处境完全不同,其食物结构可见一斑。面对死神的不平等,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多重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