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李太白年谱》成就与不足

李白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历代学者虽然非常关注李白诗文集的编集、辑佚、笺注工作,但是对李白年谱的编订却用力甚微,由宋迄清仅有三种年谱流传于世:南宋薛仲邕的《唐翰林李太白年谱》明代胡震亨的《李白年谱》和王琦的《李太白年谱》。相对而言,薛、胡所订年谱疏误甚多,内容较简略;王琦编订的李白年谱则准确度颇高,在李白生平重大问题方面,年谱编纂方法和李诗系年方面都有自己的贡献,为李诗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借鉴。     

苏区时期毛泽东与傅连暲的革命友谊

1934年9月底,正是长征前夕,毛泽东突然患病于江西于都。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在繁忙的工作中,突然患恶性疟疾,高烧数日不退。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得知后,立即派傅连暲医生从瑞金赶到于都。"在如此紧急关头,张闻天毫不犹豫地指派傅连暲给远在90公里外的毛泽东诊治,是因为他知道毛泽东与傅连暲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情和特别的医患关系。     

令狐楚年谱简编

令狐楚是唐代宰相之一,曾数领诸镇节度,颇有政绩。他又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骈文作家,白居易一再呼为“诗敌”,刘禹锡称之为“今日文章主”,史官则谓：“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旧唐书·元稹传》）他曾有《漆奁集》１３０卷,《全唐诗》录存其诗１卷近６０首,《全唐文》辑存其文５卷约１４０篇。他不仅“夜半授衣”培育了李商隐,而且与当时诗人张籍、王建、刘禹锡、李逢吉、白居易、贾岛等广为酬唱,更以奉诏纂进《元和御览》导引一代诗风。令狐楚的文学史地位是特别的,但又是为学术界所忽略的。本《年谱》侧重于令狐楚之仕历浮沉、文学交游、作品系年诸项,受篇幅限制,且为《简编》,意在对展开令狐楚之研究有所推动     

宋代年谱的本义阐释

年谱在宋代兴起不是偶然的,除了史学的发达,文学的繁荣,崇尚家学、尊师重道的社会风气外,更为重要的是孟子所倡“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在宋代受到重视.年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不仅为了解谱主的生平事迹提供丰富的资料,更可贵的是还提供许多与谱主有关的其他人的信息.宋人编辑、注释名家文集,多从作品的编年入手,并进而考求作者的进退出处及时事变化,从而使“以谱证人”的写作方法在所必行.     

“重白抑元”之论对唐代诗人元稹公允吗?——兼论周相录《元稹集校注》的价值与意义

元稹在中唐诗坛是影响颇为广泛的诗人,与白居易齐名.但元稹身后,却渐渐招来非议,尽管往往是以"元白"并称的面目出现,但多数是"重白抑元",用白居易诗歌特征来概括元稹的诗歌特质,这已经不够准确;其次,用元稹创作的"艳诗"来对其人品进行否定,至有"卑鄙的文人与文人的卑鄙"之论,这对元稹这样一个大作家是非常不公允的.     

清代江西刻书家黄秩模年谱

黄秩模是《逊敏堂丛书》和《国朝闺秀诗柳絮集》的编刻者。前者收子书不下百种,许多江西本土文献赖此以存,后者为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女性诗歌总集。以此二书的编刻为主线,对谱主的生平事迹作大致系年,并考证被学界所忽略的其生卒年问题,颇具意义。     

《周汝昌先生年谱长编》编纂述略

周汝昌先生之年谱,不仅是周先生个体生命之史,也是一部20世纪的知识分子命运史,一部以红学为线索的现代人文学术史,某种意义上讲,还应是一部记录着古今中西交汇之时代历程的“民族文化之史”。将《周汝昌先生年谱》之学术定位、体例结构、时段划分、材料选择乃至编纂态度、所取方法、理想目标等方面之设想进行梳理,对具体工作的开展十分必要。     

从自撰年谱看中国年谱在明代的大发展

明代是中国年谱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各类年谱数量增长,经典作品不断涌现。自撰年谱是建立于明代的年谱新类别,其独具的撰写特色打破了宋元时期以名儒为基本修谱对象的约束,谱主群体日益扩大,并出现明显的世俗化趋势。明人年谱在编撰体例规范创新、不断完善的同时,保持了题名的多样化特征和编写手法的灵活性,使明代年谱的编撰活动呈现持续繁荣,并为清代中国年谱的全面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以史释诗”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管窥

“以史释诗”是一种用“史”的眼光将诗与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史的解读与还原,以求回归诗歌创作“原生态”,回归诗章“本义”(meaning)与诗人“本意”(intention)的诗注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开启了诗的历史化解读,另一方面阐释重心由“诗章之义”转向“诗人之志”,诗人的背景资讯备受瞩目。说诗者在对诗人背景资讯的瞩目与对话中,达到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与深度阐释,“以史释诗”的有效性大为彰显。然而,背景史料是一把双刃剑,当它与文本信息交互不一时,便又造成了对文本阅读与理解的障碍,“以史释诗”的局限性由此呈现。故说诗者在诗歌阐释活动中不可拘泥于背景阐释,宜多途径对话,多途径阐释。     

《李四光年谱》中出现的时间误差考索

通过广泛搜集到的新史料,认真考索了《李四光年谱》中出现的时间误差,确认20世纪20年代李四光应聘去北京大学任教的确切年分以及他出任国立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副馆长的时间及始末,探究了其中的文化历史内涵,纠正了书中的误差和疏漏,为李四光研究增补了有价值的学术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