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公共资本存量估算:概念、框架与指标构建

文章通过合理界定公共资本内涵及统计范围,运用资产价值公式推导资产折旧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永续盘存法、“年龄—效率”函数谨慎测算1985-2014年中国省际公共资本存量和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结果表明,与公共资本存量相比,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通过综合考虑资产退役及效率损失,更能反映实际服务于生产过程的公共资本规模。总体上,中国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自1993年以来增速明显加快,金融危机时期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推动公共资本存量的迅速积累;区域上,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由东向西呈阶梯式分布,沿海地区公共资本存量处于领先水平,而大西北地区的公共投资呈严重不足状态。     

修复式司法在校园霸凌中的适用

我国传统的报应式刑事司法模式已经难以应对日趋严峻的校园霸凌以及由此引发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必要引入修复式司法以弥补报应式司法的不足。如果只是为了实现个案正义,那么,再怎么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都不啻为削足适履,而且极有可能使得被贴上"犯罪标签"的未成年人产生恶性循环,诱发更严重的犯罪行为。修复式司法把被害人疗愈和加害人自愿承担责任作为目标,注重双方以平等的方式沟通交流,使双方有机会了解事情的真相,最大程度地满足实质需求,最终修复被犯罪所破坏的关系。     

中国资本双极困境的解释

发展中国家资本困境一般是资本积累不足的供给缺口,而我国表现的却是既有供给缺口,又有需求缺口.这种互为矛盾却同时并存的资本双极困境,体现了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资本困境的特殊性.通过实证检验,指出我国资本双极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投资,其次是自筹性的民间投资.     

中国老年人的主观年龄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老年的定义和标准,但很少有研究直观地描述和分析老年人对自身进入老年的年龄标准的看法以及其主观年龄的差异。本研究使用2014年至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三期数据,比较分析不同队列在不同实际年龄(日历年龄)下认定的自身进入老年的年龄标准的变化以及不同实际年龄老年人的主观年龄的差异。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自我认定的老年的年龄标准平均为70岁,远高于社会上通常认定的60岁或65岁的标准;主观年龄和主观外表年龄平均在68岁左右,低于受访者的平均实际年龄(71岁),超过六成的受访者的主观年龄与主观外表年龄比实际年龄“更年轻”。进一步的统计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健康状况越好、与子女同住、有广泛的朋友支持网络以及更愿意参与村居委会投票的老年人所认定的自己进入老年的年龄标准也更高。更多的社区娱乐场所或设施和室外活动场地也能显著地提高受访者认定的进入老年的年龄标准。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更好的健康状况是促使老年人的主观年龄和主观外表年龄小于实际年龄的重要因素。本文直观地描述了不同实际年龄的老年人所认定的自身进入老年的年龄标准以及其主观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异,为与年龄相关的老龄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中日史前拔牙年龄和次数比较研究

探讨史前拔牙个体的年龄和次数,对了解史前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宗教信仰具有重要意义。认为中国和日本新石器时代的原生拔牙应该是青春期或成年期拔牙。中国新石器时代只存在一次拔牙现象,而日本新石器时代存在多次拔牙现象。这说明虽然同处新石器时代,但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有所不同。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否定论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提议主要立足于三个命题:“犯罪低龄化”现象严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解决“低龄犯罪人”问题的应然手段,低龄未成年人已具备相当的辨认、控制能力。通过对实证数据与相关论据的收集分析,前两个命题得到证伪,第三个命题无法证明,由此可以否定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观点的合理性依据。从我国历史与近代刑事责任年龄设定的发展历程来看,调整年龄节点的主张从未停止,援用的理由相差无几,经历过多次变动与论证后延续至今,具备符合我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合理性与稳定性。从我国的义务教育设置与年龄之间的对应关系出发,刑事责任年龄确定的基准点应以义务教育的结束为合理节点,采取“从高到低”的刑事责任年龄设定逻辑。综合上述理由,兼顾少年司法“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政策导向,最终得出当前的刑事责任年龄设置合理,不需降低的结论。     

中西方爱的伦理思想及其比较

在中西方伦理思想中,“爱”都是一个十分核心的概念。差等之爱与平等之爱是中西方“爱”的伦理思想的明显差异。中国历史上的儒家的差等之爱,长期以来被国人奉为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并局限于五伦与三纲为基础的礼制框架内,从而使其无法跳出宗法血缘社会的羁縻。而在西方社会,关于平等之爱的思想总是与正义、平等、博爱、自由、法治等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并广泛渗透到以平等为其本质之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系统之中。     

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

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已有的研究大多从个体与不同类别的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出发来讨论。笔者以为,类似的模型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文化里找到,仅从这一视角出发肯定有所偏差。事实上,费孝通认为存在两种“社群”：由团体格局所形成的“团体”和由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圈子”。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在于西方只存在“团体”,东方只存在“社会圈子”,而在于这两种“社群”在社会构成上的不同。笔者由此指出,“差序格局”的实际含义是强调由“差序”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与支配地位。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实际上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或者受到私人领域的支配,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并取决于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     

云南女性人口发展状况概述

作者从人口学的角度，以人口普查资料为依据，对建国以来云南女性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构成、素质、经济活动人口和年龄构成作了简要的概述。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存贷利差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的实证分析——以上市银行为例

在分析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存贷利差的变动对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的基础上,以我国16家上市银行为例,选取净资产收益率和存贷净利差为指标,运用双对数模型对商业银行的利差与盈利能力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虽然利差收窄,但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影响不大,主要原因是银行实际利差远高于基准利差。但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商业银行应该如何应对利差收窄对其盈利能力的影响仍值得我们探讨。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对商业银行应对利差收窄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商业银行应抓住利率市场化这一良好机遇从而进一步提高盈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