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川端康成叙事艺术比较分析

张爱玲与川端康成分别对20世纪的中国和日本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二者都致力于以女性为中心铺陈故事,以诗意的语言建构起女性中心话语权,在其思想主题、表达技巧、审美追求等方面也具有高度的趋同性。     

话语暴力的和解之道

今天中国社会有各种形式的暴力：有公权力的暴力，比如强制拆迁、城管打人；有民众的暴力，合理诉求得不到回应就诉诸暴力，砸车、砸商店等；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得不到解决也诉诸暴力，比如肖传国雇人打伤方舟子；还有一种是话语的暴力，这是种软暴力，BBS、博客、微博上充斥着话语暴力，一旦形成争论，往往不是先说理，而是直接转向语言的冲突，相互问候老祖宗，或者互相扣帽子，气势汹汹。     

语言、寓言与修辞——论伊格尔顿文学批评中的政治内涵

伊格尔顿是反＂本质＂论者,他把对＂文学＂的命名看做是各种现实关系相互纠葛所形成的某项事件。伊格尔顿从对语言的分析出发,将其与现实的话语相连,引入本雅明的＂寓言＂概念,企图从中找出从语言通往现实秩序的入口,而修辞理论则是伊格尔顿语言关系现实化工作的深入。修辞强调对话性与公共性,这正是现代性建立以来逐步失去的东西,而批评的意义就在于重新唤醒修辞的力量,让个体与其生存的现实秩序变得更具互动性。     

情境植入视角下第三人称指称形式的所指定位

由于第三人称不是言语交际的直接参与者,其指称形式的所指定位存在诸多复杂的情况。基于Langacker的情境植入理论,分析探讨英汉日常语言中第三人称指称形式所指定位的认知规律。研究发现,英汉日常语言中第三人称指称形式的所指会在形态、语义及范畴层次等方面发生变化,其具体定位需通过话语参与者共建话语框架并进行认知加工才能得以完成。     

关于“国家”理论的若干思考

长期以来,学术界重视探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非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质差异,却忽略了中华传统的"天下"、"国家"观与近代以来从西方土壤中产生的"主权国家"概念的重大差异,牵强地使用"主权国家"概念去解读古代的中国和古代中国的民族关系,造成了理论上的不少失误和混乱。我们应该遵循"主权国家"的游戏规则来处理当今世界的国家关系,但也应坚持按中华先民共同遵循的"大一统"游戏规则去认识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的发展优势 如何转化为话语优势

在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学术话语这个问题上，目前有以下三种主张值得引起重视。     

新文类与亚文化

新媒体和文学的结合催生出一批迥然有别于传统纸媒文学的新文类作品,而被流行化的亚文化构成了它们的重要话语资源,新文类中最常见的亚文化种类有同性恋亚文化、神秘亚文化和游戏动漫亚文化等,这些亚文化中蕴涵的抵抗和边缘因素在消费时代成为商业文化的卖点,被流行化快餐化之后作为一种＂奇观＂投合了都市青少年群体追求新奇刺激的猎奇心态,因而在新媒体平台上成为新的时尚和潮流。     

语用预设与大学英语课堂教师话语

语用预设是说话人发话前假设是真的信息,具有合适性、共知性、单向性、主观性和隐蔽性。大学英语课堂教师话语中语用预设的使用能促进师生互动,提高课堂效率。     

儒家价值同样有普世性

中国文化的延续不能没有儒学.现在儒学复兴已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一些青年学者公开以当代儒家自命,要为儒学平反,要恢复其应有的社会地位.但是,有一种代表性观点指责说,提倡儒家价值就是反对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他们认为,儒家文化中缺少自由和民主文化的传统,所以导致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君君臣臣的历史,而人类之所以是人类,总有一种普世价值是人类精神的共同追求,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为什么普世价值那么可怕,非要弄出一个中国价值与世界对立?     

中国如何提升国际话语权?

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就是一个国家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即表意,比如美国将9· 11事件定义为恐怖袭击事件),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建构认同),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提供普世价值或者进行道德绑架).当然,掌握话语权的一方几乎无不想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话语逻辑在国际事务中"指点江山",谋取优势地位和主动权,维护本国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