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联理论看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制约性

关联理论的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突显了语境的重要性,为探讨语言形式与语用理解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根据该理论,从话语生成与理解的认知性解释可以看出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制约性,也就是说话语的生成与理解是一个相互制约的过程.     

话语标记“要不”简

“要不”有多个义项,到目前为止前人对“要不”表示“建议义”的用法还很少涉及。表示“建议义”的“要不”已经虚化为一个话语标记,对话语的生成和理解起到组织和调控功能;在语句中主要起到语篇衔接、间接否定、开启话题和人际互动功能：其生成动因是语言表达的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生成机制是语境吸收和语用推理。     

文学理论话语的独立与自觉

中国的文学理论(主要指新文学运动以来)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沧桑,终于走上了学科化的轨道.但学科化并不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学科成熟的标志是科学化.为使中国文学理论进一步由学科化转入科学化,必须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系统,使学人们增强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     

福柯话语理论中的控制与反控制

福柯的话语理论将话语与权力紧密地关联起来,认为话语与权力具有共生性。而权力则来自体制,并通过来自外部的禁律、区分与歧视、真理;来自内部的评论原则、作者原则、学科原则;以及与主体有关联的话语仪规、话语社团、信条原则与社会性占有来展开对话语的控制。福柯的话语理论在看到体制控制话语的同时,也提出了反对话语控制的反控制策略。这些思想对西方当代文论影响深远,直接启发了女性主义批评与后殖民批评。     

官场小说中权力属性的文化分析

官场小说中的权力在其属性上来讲应当是一种对象化的欲望、一种消费性的意识形态,从其话语的形成上看则是经济时代市民文化需求主导作家在“适应性反应”中的实用主义参与,从性别生态上则体现出男权本位文化的无意识心理。     

白话话语霸权与文言话语霸权——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反思

文言话语霸权与白话话语霸权在中国文学史上交替出现,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代,文言话语霸权统治着文学领域,并且对白话文学的发展进行压制,极大地阻滞了文学的发展。而在文学的现代转型后,白话话语霸权反过来取代了文言话语霸权的统治地位,令现当代文学史变成了残缺的文学史,现当代的文言文学及古体诗词被打入冷宫,长期不被现当代文学史接纳,陷入了生存困境。文学史上的这种话语霸权,对中国文学甚至文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话语霸权的危害性,打破一家独尊的话语霸权,提倡严谨求实的学风,反对偏激的话语霸权,促成多元共生的学术话语新格局。     

人民文艺的建构与文艺话语的一体化特征——“十七年文艺”审美思想史研究之一

"十七年文艺"鲜明的国家、政党组织特性,形成了文艺话语的一体化特征。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文艺创作不断想象和建构新中国形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鼓与呼。文艺发展的组织化体现在文艺生产方式的体制化保障,文艺家的体制化,生产资料的国家控制和调配,由此实现了文化统制。作为新中国精神发展的主要形式,"十七年文艺"清晰地烙上了时代政治的印记,以诠释新政权的合法性,书写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意识形态教化的有效性,培养了一批文艺新人,塑造了系列新人形象,形成了具有时代价值的文学经典,巩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     

社会舆论、群体意志与话语互动——流行语义生成的实证研究

流行语义(即流行语的语义)是感受性的文化含义,是当下中国社会舆论和群体意志的重要来源。法国哲学家塔尔德的"模仿律"为证实这种主观性、群体性的话语意义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由38份深度访谈构成的质性研究表明:流行语的传播本质上是情绪和意志的社会互动。流行语义中存在着共通的信念和欲望,通过社会模仿而扩散并逐渐固化,公共舆论和普遍意志因此实现;经由时间的检验,民间意志争夺到了当下中国社会的部分话语权和价值观。流行语义的研究为符号的公众意义的建构乃至社会意志的实现路径提供了切近的实证案例。     

美丽乡村语言景观与空间话语构建——基于海南6个美丽乡村的调查

美丽乡村语言景观是新型乡村关系与结构的可视化表达,其表征体现在标牌的类型、语码、字刻和置放等方面,由此可折射出语言态度、社会文化发展程度等信息。美丽乡村的空间话语模式优点在于注重历史文化氛围的构建、注重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理念的宣传和对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积极落实,不足在于景观表达较为粗糙、信息值获取率不高。美丽乡村建设离不开对语言景观与空间话语的构建,其路径包括设计景观特色和加强科学管理。     

魏晋南北朝佛教传播的三大策略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儒学产生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我们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采取了迎合依附、争夺受众、话语渗透等多种策略,造成了佛教在传播中的有意"误读"现象,同时对儒学的传播构成竞争挑战,并弱化了儒学对文化传播话语权的控制.促成了儒学的思想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