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话语理论中的控制与反控制

福柯的话语理论将话语与权力紧密地关联起来,认为话语与权力具有共生性。而权力则来自体制,并通过来自外部的禁律、区分与歧视、真理;来自内部的评论原则、作者原则、学科原则;以及与主体有关联的话语仪规、话语社团、信条原则与社会性占有来展开对话语的控制。福柯的话语理论在看到体制控制话语的同时,也提出了反对话语控制的反控制策略。这些思想对西方当代文论影响深远,直接启发了女性主义批评与后殖民批评。     

文学理论话语的独立与自觉

中国的文学理论(主要指新文学运动以来)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沧桑,终于走上了学科化的轨道.但学科化并不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学科成熟的标志是科学化.为使中国文学理论进一步由学科化转入科学化,必须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系统,使学人们增强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     

官场小说中权力属性的文化分析

官场小说中的权力在其属性上来讲应当是一种对象化的欲望、一种消费性的意识形态,从其话语的形成上看则是经济时代市民文化需求主导作家在“适应性反应”中的实用主义参与,从性别生态上则体现出男权本位文化的无意识心理。     

人民文艺的建构与文艺话语的一体化特征——“十七年文艺”审美思想史研究之一

"十七年文艺"鲜明的国家、政党组织特性,形成了文艺话语的一体化特征。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文艺创作不断想象和建构新中国形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鼓与呼。文艺发展的组织化体现在文艺生产方式的体制化保障,文艺家的体制化,生产资料的国家控制和调配,由此实现了文化统制。作为新中国精神发展的主要形式,"十七年文艺"清晰地烙上了时代政治的印记,以诠释新政权的合法性,书写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意识形态教化的有效性,培养了一批文艺新人,塑造了系列新人形象,形成了具有时代价值的文学经典,巩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     

白话话语霸权与文言话语霸权——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反思

文言话语霸权与白话话语霸权在中国文学史上交替出现,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代,文言话语霸权统治着文学领域,并且对白话文学的发展进行压制,极大地阻滞了文学的发展。而在文学的现代转型后,白话话语霸权反过来取代了文言话语霸权的统治地位,令现当代文学史变成了残缺的文学史,现当代的文言文学及古体诗词被打入冷宫,长期不被现当代文学史接纳,陷入了生存困境。文学史上的这种话语霸权,对中国文学甚至文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话语霸权的危害性,打破一家独尊的话语霸权,提倡严谨求实的学风,反对偏激的话语霸权,促成多元共生的学术话语新格局。     

马克思理论的哲学维度与理论存在样式的转换

澄清马克思哲学特殊的理论存在样式,是理解和捍卫马克思理论的哲学维度,阐发其哲学性质、内容和功能的关键点。马克思以一种“非哲学”的态度摒弃了传统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但与此同时创造了另一种新的理论存在样式,那就是把哲学变成了“哲学实践”,即变成了一种干涉、介入和变革现实生活的方式,并因此使得哲学表现出与传统哲学有着重大不同的理论性质、言说方式和话语方式。自觉地认识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这种理论存在样式的转换,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不能以传统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来衡量和评价马克思的哲学性质,更不能用传统思辨哲学的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来理解和阐发马克思哲学。     

话语标记语So的语调及语用功能的分析研究

通过构建美剧《纸牌屋》第一、二季的字幕语料库,以《纸牌屋》第一、二季中说话者所使用的话语标记语So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了话语标记语So的语调变化特点及其语用功能对语篇衔接所起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所研究语篇中,说话者在使用话语标记语So的语篇衔接功能时,降调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调类型;同时,话语标记语So的语用功能的实现有赖于语调的辅助.     

民事庭审会话中的应答与应对

法庭审判话语是一种特殊的机构话语,民事庭审作为法庭审判的一种,具有法庭审判的基本特征,即主要以问答方式展开。本文主要从答话方面对民事庭审会话进行研究,结合七场民事庭审的录音转写语料,分析民事庭审会话中的应答与应对及其成因,以期揭示民事庭审中答话者如何巧妙地运用答话策略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四大“瓶颈”困扰：方言类新闻节目热的冷思考

自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成功推出方言新闻节目《阿头说新闻》后,一些地方电视台纷纷效仿。方言类新闻节目受欢迎绝非偶然,新颖的节目形式、未变的民生内容,加上方言说新闻的播报形式是其成功的关键。然而,方言类新闻节目有其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局限性,如存在“话语霸权”、“过分还原生活”、娱乐化和同质化等问题和局限性。     

从"史中之史"到文学"话语体系"——宇文所安文学史观摭论

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深刻剖析了存在于文学史写作中的种种弊端,如从后往前读的阐释模式、整一性预设框架决定材料的取舍方式、认为文本是固定不变的思维模式、服从于既有的文学常识和观念的惰性迷失等。针对以上问题,他在文学史理论和写作方面都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与创新:坚持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在文学史写作中重视文学中介和文学话语体系的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