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庄成语对《庄子》本义的改造

古今评注《庄子》者,从不吝赞其文章奇绝,鲁迅归结为:"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1]于是,众多成语自《庄》而出。然而,正由于《庄子》旨玄而文奥,诸家释义大相径庭,导致源出《庄子》的成语,亦大悖     

二程洛学的传承、分化与走向

以往学术史对二程洛学传承与衍化的研究多是粗线条或概论式的,这就无法系统而全面地展现洛学的流变史。洛学在二程之后,其衍化首先是二程弟子对洛学的传承与发展,以程门"四大弟子"为代表的门人,他们思想旨趣接近程颢,分化并不明显,但却接续洛学话语和延续学脉,使洛学在两宋之际得以薪火相传;其次是洛学的内部分化与学派分立,程门弟子四方传道,开宗立派,形成道南、湖湘、永嘉、兼山、涪陵以及金代郝氏等六大学派,旨趣不一,将洛学思想在尽可能的方向上推阐出来;最后是洛学的历史走向和影响,洛学后学虽然建构众多学派,但最终朝着闽学、心学和事功三个方向转化和定型,它们同源异流,尤其是所开出的理学与心学主导着两宋以来近千年的学术格局。     

技术与物化——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得与失

当韦伯将现代性的问题诊断为技术问题的时候,技术成为现当代哲学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成为梳理技术问题的一条线索。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发展对于现代性的审思和批判方面是有着卓越功绩的,然而,在对物化与技术之关系乃至对技术之本质的反思方面的缺失构成了卢卡奇物化理论的一道"硬伤",这同样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理论的缺失。在这一点上,技术现象学凭借对于技术之本质的积极探索而走在了他们的前列。     

齐物与忠恕:章太炎“以庄证孔”思想发微

章太炎曾自称其学为"以庄证孔",即以庄子的"齐物"哲学解释孔子的"忠恕之道",他因此提出"尽忠恕者是惟庄生能之""齐物即忠恕两举者"等理论。太炎将"齐物"与"忠恕"相贯通的内在理路是:他先以佛学之"真如"——"平等"证庄子之"无我"——"齐物",再以庄子之"无我"——"齐物"证孔子之"忠恕之道"。如果说传统学界对"忠恕"的解释是"有己之忠恕",那么,太炎基于庄学和佛学的"忠恕"则是"无己之忠道"与"有己之恕道"两相并举,传统解释重"恕道",太炎更重"忠道";传统之"忠道"是反己尽己,太炎之"忠道"是虚己尽彼。他强调以"恕道"推度他者之时,同时需要以"忠道"整全地观照他者,此庶几有补儒学"絜矩之道"之所可能产生的为孔子所始料未及的种种负面影响。太炎先"以佛证庄"再以"以庄证孔"之思想关怀,是以东方古典思想对所谓公理、自由、平等等近代西方启蒙理念进行批判和重建。     

孰为刑余者——庄子批孔新解

批评孔子的寓言显示,庄子从未专门批判孔子儒家或任何一门一派,而是将矛头指向“自我中心主义”思考模式。庄子这一思想内容所展现出的对“理所应当”的挑战、对“他者”的尊重,可以也应该同任何一种思想流派相结合,以避免其因自大而走向歧途。     

论《齐物论》的内在思想线索

在<齐物论>中,庄子实际上是从四个层次来论证怎样才能在悟道上算是达到了一个足以令人赞叹的境地,即最高的层次是"以为未始有物者",其次就是"以为有物矣",再次就是"以为有封矣",最后就是"有是非".庄子认为处在最后一个层次的人没有体悟到大道的精神,使"道之所以亏也".     

费孝通制度思想的价值来源及其嬗变

费孝通在多次学术总结和回顾中给予“制度”足够重视,文章基于费孝通学术研究的核心是制度这一假设,从四个方面阐述费孝通制度思想的价值来源及其嬗变：将传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到吸收传统文化精神;从马凌诺斯基功能论“有用性”到布朗功能主义结构性的兼顾;美国实用主义实用价值的吸收到对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方法的运用;当时的社会实际需要社会学“实践性”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