瑕疵遗嘱 效力如何认定

由于存在对法律了解不多、记忆力减退等因素,一些老年人所立的遗嘱往往难以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或者实质要件。这些有瑕疵的遗嘱究竟有效还是无效,笔者试用以下案例予以解答。未现场见证的遗嘱未必无效【案例】年近六旬的马大伯驾驶自家货车送货途中遭遇车祸,身受重伤。因现场并无他人,马大伯自感生命垂危,遂用手机联系一位朋友,向其交代了身后财产处置意见。马大伯在电话中明确表示:他所有的财产分为四份,其母亲、女儿、     

在线庭审：现状、成因与变革

在线庭审应遵循何种规则,目前纷争频起。因脱离传统庭审模式的控制,线上秩序和司法仪式难以保障,也未实现提升效率、节约成本和缓解人案矛盾的目的。法官面临着证据裁判价值减损、难以形成明确心证、虚假诉讼无法规制等忧虑。当事人因亲历性不足也质疑裁判结论的正当性。追寻目前在线庭审运行不畅的病因,根源是没有充分考量其与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匹配关系。其侧重于纠纷解决而非秩序调适,未能实现恢复秩序与抚慰情感的效果。在法庭建筑的实体被消解之后,原先附着于建筑上的权威未能完整承继。在庭审由具象化表达向抽象化呈现演进过程中,应从基本思路、主要方式、具体模式、重点规则和负面清单等方面,重构在线庭审的规则内容,不断调适其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     

曲直尽在情景中——2006年11月国家秘书资格考试(三级)案例录像题解读

2006年11月国家秘书资格考试(三级)案例录像题共有两题,其中第一题要求根据录像情景指出总经理办公室秘书高叶的工作环境、工作表现及个人行为中至少10处正确和错误的地方。每处2分,共20分。     

立足创新大力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

袁振国副司长是我国知名的教育学家、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他在教育原理、教育政策、教师教育等多个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教育改革论》《教育政策学》《对策与融合——世界教育改革》《当代教育学》《教育研究方法》《教育新理念》《缩小差距——中国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题》等,并主编连续出版物《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其中代表作《教育政策学》曾获得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本文是袁振国副司长在宁波大学干部学习会上的讲话录音剪辑。     

庭审实质化背景下监察调查取证规则的检视与完善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举措,监察调查作为监察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其在理论基础、实践载体及现实保障方面与庭审实质化要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契合基点。由于监察调查在实践中囿于取证方式相对固化、取证过程相对封闭、证据转化相对缺位、证明标准相对单一等因素,导致监察调查取证规则与庭审实质化要求之间仍存在诸多不相宜之处。应当以庭审实质化要求指引监察调查取证,完善反向制衡与引导调查规则、证据合法性调查规则、证据补强调查规则、权利救济调查规则。     

民事庭审中律师的问话分析

国内外关于律师话语的研究很多,但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对律师话语进行的研究还不是很广泛。本文主要从问话方面对民事庭审中律师的话语进行研究,结合三场民事庭审的录音转写语料,分析民事庭审中律师在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时的问话形式及其成因,以期揭示民事庭审中律师如何巧妙地运用问话策略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民事庭审实质化的法教义学实现途径

推进庭审实质化是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相关研究表明，民事庭审实质化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推进民事庭审实质化，并不一定要改变现有的诉讼体制，它更需要现有庭审制度的落实及完善实施保障，因此可以借助法教义学知识和工具推进民事庭审实质化。法教义学的解释、建构和体系化工具，可以为推进民事庭审实质化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撑，进而促进民事庭审制度的发展，并确保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在法治轨道内运行。按照民事庭审实质化的目标指向，对照我国民事庭审虚化的问题表现，可以从强化法官释明、开展二次争点整理、推进当庭宣判等方面推进民事庭审实质化。     

从“工具价值为主”到“程序公正优先”：刑事在线庭审的发展方向

刑事在线庭审是互联网时代刑事司法发展的产物，受到了广泛关注，被赋予了较高期待。结合刑事在线庭审的演进过程和实际运行，可以看出，当前刑事在线庭审主要发挥着工具价值，被偏重于作为某种办案提速提效工具来构建和应用。这虽然使刑事在线庭审在短期内取得了一些实效，并收获了不少认可，但也导致了诸如权利保障不足、功能发挥不够、增加安全风险等问题和弊端。长远来看，制约了刑事在线庭审的优化和发展。在未来，应当以程序公正优先为导向，通过加强权利保障、强化庭审功能、增强庭审安全等路径，对刑事在线庭审加以发展完善。     

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功能异化及其因应——以证据展示和调取及争点整理功能为中心

分析庭前会议制度的宏观功能和具体功能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可知，庭前会议功能的异化已然出现。组织证据展示和调取、争点整理等具体功能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导致了具体功能的落空。上述具体功能和附带民事调解功能实践中超出其原有的立法目的及理论预设，导致了具体功能的溢出。庭前会议制度具体功能的落空和溢出对该制度“保障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等宏观功能不仅没有促进作用，反而产生了反制效应，即出现了庭前会议制度功能的异化。作为庭前会议制度功能异化之因应，重塑庭前会议制度具体功能，完善庭前会议的具体程序，进而推进证据展示和调取及争点整理功能的落实不失为一条可行路径。但是也需要明确，该制度的功能回归必须配合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而进行，否则难以完全解决制度功能异化的问题。     

认罪认罚之普通审案件的庭审模式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不一定真实，而“非自愿”会导致被追诉人认罪自白的虚假。为合理解释《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一般应当”条款所体现的审前具结对一审法官的约束力，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认罪认罚案件，法官要在庭审程序中以确保控辩之间的前期交涉合法为目的，落实职权调查原则，发挥审判职能。对于此类案件，为了防范被追诉人虚假认罪导致审前具结无法发挥对一审法官的拘束力，一方面，可搭建法官主导的认罪认罚庭审交流机制，向被追诉人提供与法院、检察院进行“法律沟通”的平等机会；另一方面，法官应强化认罪认罚案件的司法透明度，提升判决书的说理性。法官通过严格履行庭审中的程序性义务，防范被追诉人作出“非自愿”“非可信”的审前认罪自白。检察机关应严守法律监督职能，做好认罪认罚案件的法律守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