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看其近代转型

美国近代哲学的各种思潮都源于欧洲,但都适应美国的特殊条件作了改造.美国近代哲学较少关注思辨体系的构建,更多关注现实生活和实践问题的解决.美国近代哲学大都有宗教背景,而美国宗教又具有更多的世俗性.美国近代哲学在理论底蕴上逊于欧洲哲学,在促进现实生活的发展上又胜于欧洲哲学.     

现代国际法律秩序的思想基础——卢梭、康德和凯尔森之和平架构的比较分析

卢梭、康德和凯尔森都提出了永久和平的构架,分别是统一的欧洲联邦国家、自由共和制国家的普遍性联盟、具有集中制裁权能的国际组织,都是后世国际法秩序的思想先驱,各自都为当今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法律秩序提供了知识基础.三者在处理"自然状态"这一假设和作为和平前提的"国家同质性问题"上的差异导致其理论具有根本性的不同.自然状态是卢梭和康德要克服的状态,而凯尔森将其作为走向集中性制裁之国际组织的出发点;国家的同质性是康德和平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一种先验规定,而凯尔森的和平构架对此完全予以忽略.他们和平架构的深层规范性基础各具特色,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都显得比较狭窄.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他们各自的规范性基础内容才得以充实.     

作为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自由"实在性"问题——再论康德哲学的自由理念地位

自由理念和纯粹原则的"实在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先验存在形式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和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可能性的前提:首先,这样的"实在"不可否定,它是"自我"与世界如此被区分的必然;其次,这样的"实在"就是人的"此在"过程的真实,它不但是自然的,而且是自由的;第三,这样的"实在"含义区别于普通理性下的经验对象存在,它是关于智性存在的肯定判断,是关于纯粹概念自身非经验进程的确实发生.总之,这里的"实在"是作为纯粹形式规定的存在,它因为理性的实践或意志而将自身的"实在性"必然地转换到被规定的自然现实之中.     

康德实践哲学及其意义探析

康德开创了主体论思维和研究方式,建构了西方近代第一个具有典型性和转折意义的实践哲学。康德实践哲学以自由为核心,将主体性问题研究由认识论提升到主体论的高度,使之由纯粹的认识问题升华为道德实践问题,展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广阔领域和深刻内涵。康德实践哲学对现代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它的局限则暗示人们,建构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实践观,运用实践论思维方式,是建立合理形态的实践哲学的必由之路。     

康德世界公民主义理论的发展

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和《永久和平论》(1795)这两篇文章中,都主张建立一种世界性的国家联盟,然而,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康德这一观点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改变。相较于《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的阐述,康德的后期文本在很多重要方面都做了根本性的改动,例如在殖民主义和奴隶制方面,在国际联盟的性质方面以及在国际贸易的作用方面。突出强调康德世界公民主义理论的最显著变化,并且考察在这一理论中哪些重要内容始终保持着一致是我们关注的理论重点。     

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基于一种前提性的规定视角

康德在对传统的一般形而上学进行批判时,划定了人类理性的认识范围,人们超出这种规定性所认识到的形而上学的对象是"诡辩的假科学";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为人们研究和批判的对象划定了界限,即以人的实践为前提的人类自然,若跨越这一界限去探寻在人之外的纯粹自然,则会陷入形而上学的困境。但是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又有所不同,康德是以不可知论和二元论为出发点以建立新的道德形而上学为归宿,而马克思则要抛弃任何先验的和超验的形而上学,可见,马克思对康德的超越之处。     

康德政治哲学之于罗尔斯正义论的意义

作为罗尔斯政治建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渊源,康德的超验理想主义展示了非凡的思想魅力.康德对无知状态的描述虽然简单、粗略,但却为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思想描绘了最初的轮廓,他的道德建构主义倾向深刻地影响和启发了罗尔斯,他的普遍意志形式启发了罗尔斯一般性的正义原则.但康德将自己的任务定位为一种事后分析,分离出一种先验的道德要素,而不是论证这些要素,这为罗尔斯预留了政治哲学的宽广空间.     

从国家理性到公共理性——康德政治哲学的革命

康德的公共理性理论不仅具有道德哲学的意义,更具政治哲学的价值,它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康德将公共理性置于启蒙的论域中,凸显出自我与公众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两项根本要素。其中自我的启蒙展现出现代政治哲学的自由价值,公众的启蒙凸显了人民与世界公民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公共理性取代传统的国家理性观念,强调理性的权威,抑制权力的恣意。经由公共理性观念,人民主权观念与普遍人权观念能够得以有效的关联,从而突破现代世俗化进程中所形成的资本-民族-国家体制,形成世界共和国的理念。从国家理性演化为公共理性的概念进程凸显了康德政治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的典范意义。     

王国维《人间词话》与康德哲学

为什么《人间词话》经久不衰?其“现代性”动力是什么?长期以来学界认为它主要是受了叔本华的影响,而作为书中核心的三个“境界”之论以“大事业者、大学问家”和“大词人”为对象,这与叔本华的悲观厌世的哲学格格不入。王国维自言在《红楼梦评论》中对叔本华的伦理学提出质疑,嗣后他深究康德,那么《人间词话》与康德哲学有何关系?本文在对王国维的有关康德论述的考辨基础上指出《人间词话》融汇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引进了一种以科学实证为基础的“自然”观。他主张情景之间的直观表现,贯穿于“境界说”之中,包括“隔”与“不隔”、“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观点。《人间词话》含有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哲学,引进了一种新的二元世界观及认知主体,具有突破传统思想模式的意义;而“境界说”的镜子“再现”论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文艺领域中写实主义产生深刻的影响。     

康德、 尼采与法国大革命

通对康德、 尼采关于法国大革命和启蒙思想观点进行比较研究,从历史、 道德和批判视角对法国大革命作用问题加以探讨.康德论证的主要困难与他对公民起义权的怀疑态度和称赞法国大革命成果之间臆想的矛盾无关,而与他批判的主要任务与界限相联系;相反,尼采批判的视角明显扩大,但回避康德论证中一个关键的法律层面,否认存在自然和平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