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的类比性与自律的必然性——康德伦理学中的一个问题

康德伦理学的当代研究者大多倾向于把“立法”和“自律”看作一回事,进而在实义上将“自律”解释为“意志的自我立法”,这难以回应平卡德提出的“康德悖论”。实际上,这两个术语存在多个方面的差异。“立法”更适于被看作一个类比概念,充当“自律”的类比解释。类比解释依据的是类比双方的一种完全的相似性,但不能在类比中把一方的特殊性质转移给另一方。然而,“立法”与“自律”的相似性并不在于“法则以何种方式产生”。康德曾明确指出：意志主体不是法则的创作者,只是法则的约束性的创作者。道德原则是意志自身固有的原则,道德诫命是意志依据其固有原则的必然判断。在这两个层面上,意志都不能在实义上为自己立法。因此,“立法”与“自律”的相似性仅仅在于“服从自己的法则”或“受到自己法则的约束”。类比解释更加契合康德作为必然性的自由观念,还能使“康德悖论”自行消解。     

康德崇高论的审美特性

继朗吉弩斯之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崇高"这一美学范畴进行了系统而完善的论述.在康德看来,崇高建立在对象的无形式之中,其审美主体最终指向心灵,并且它在获得"美"的愉悦之前会经历痛感.从审美对象、审美主体、审美过程三个视角对康德崇高论的审美特性进行解读.     

呈现与假定:牟宗三心性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互释分析

作为当代新儒学代表的牟宗三心性学,其建构既直接孕生于康德的道德哲学,又与其有着深层差异,主要表现在焦虑原点、沟通中介及理论归宿等方面。这种差异展示出两者间迥异的文化底蕴,为我们对审美主义这一生命哲学的反思提供了不同角度的价值积淀     

当代西方道德动机理论研究阐微

道德动机问题是当代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所要澄清的是欲望和理由究竟哪一个在行动者的行动激发中发挥着更基础和更根本的作用。动机休谟主义理论主张道德动机来自被恰当定义的欲望,动机康德主义理论认为行动的动机来自不依赖欲望的理由。这一问题对伦理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最终的论断是欲望占据基础地位,那么这在规范伦理学层面将得出情感主义的结论,在元伦理学层面将得出非认知主义和非实在主义的结论;反之,如果最终的论断是不依赖欲望的理由占据基础地位,在规范伦理学层面将导向理性主义,在元伦理学层面将导向认知主义和实在主义。     

直接性视域下的我思与我在——从笛卡尔到康德

古希腊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性关系被近代以笛卡尔和康德为代表的自我意识自身之内的直接性关系所取代。但笛卡尔还保留了我思与我在之间的推论性,康德通过批判我思背后我在的实体性和推论性,由此在直接性的自同一的自我观上走上极端,并不可避免地陷入另一种二元论,身心关系的难题被转化为现象与物自身的关系的难题,这种二元对立的难题直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才得以解决。实践活动揭示了人与自然的重新圆融与统一,只有在这种统一视域中建立的主体性哲学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先验哲学与人类共存亡”——读《康德书信百封》札记三则

对先验哲学,康德深思熟虑地作出了两大结论:一是先验哲学从理论到道德实践,都使"理性感到满足",且有不可遏止的趋势——人类未来的哲学将是先验哲学的新辉煌,其根源全是从"人类心灵机能—先验原理"二重奏中演奏出来;二是先验哲学由于植根于"人类心灵机能—先验原理"的深刻融合上,其根基与人类共存亡,所以"永远没有必要进行任何观点的更改、修订、或者体系形式的改变","在未来的一切年代里都是人类最高目的所不可缺少的"。康德的这种通透旷古与未来之自信,给学人们研究先验哲学大开了眼界。     

从“基督之爱”到“理性之爱”--论黑格尔“理性”思想之宗教起源

爱是基督教思想的核心与灵魂,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基督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违背了耶稣之爱的初衷,而走向对立的“实证宗教”。康德“道德神学”的目的就在于批判基督教所造成的上帝、世界、人之间的对立。黑格尔起初赞成康德理性思想的批判,但是随着对“实证性”理解的深入,黑格尔发现康德的“道德神学”也是“实证”的。因此,黑格尔要求重新回归“基督之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理性之爱”。“理性之爱”即黑格尔理性思想的起源,从基督之爱向理性之爱的过渡,即黑格尔理性思想从宗教向哲学的过渡。     

美何以成为道德善的象征?

纯粹趣味判断的根据完全独立于趣味与道德的任何关联,事实上,趣味判断的根据问题已在"演绎论"中完成.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第三批判"分离与关联的双重主题:"分离"是要将趣味判断从一般感官判断、认知判断与道德判断中独立出来,进而实现趣味的自主;"关联"则是将已经得到充分论证的、自主的趣味,放在更大的启蒙语境(特别是康德的道德关切)中.所以,纯粹趣味判断的规范性奠基本身应当被视为趣味与道德之间的关联的第一步,而不是将道德视为趣味的合法化过程中的最后一步.     

康德论人性中的善恶共居

在康德的人性观念上,学界侧重于揭示人格中的人性对于定言命令式的意义以及对人性中善恶两种属性进行静态考察。但康德的人性观念还可以从动态的和发展的视角来思考。在这种视角中,人性基于善恶两种属性的内在对立而自我驱动和自我完善;人格中的人性则是人性发展的最后和最完美的状态。但善恶在人性中并不具有相同权重,趋恶的倾向乃至一切恶习只是嫁接或附着在向善的禀赋上。这决定了,向善被设想为人类历史的正轨,趋恶则是对善的偏离。唯有如此,善才能在与恶的持续对立中逐渐战胜后者,并使人性的发展趋向于一种纯粹理性的道德目的。康德在其人性思想上所具有的历史性和辩证性的思维方式,虽然不能称得上是一种普遍方法论,但却是对其先验思维方式的辅助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