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的廉政教育及其现实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的廉政教育包含廉洁从政教育、艰苦奋斗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为民服务教育、民主作风教育、反腐警示教育等内容,蕴含着鲜活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将廉政教育与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结合、与严刑峻法结合、与开展群众运动结合、与发挥领导干部示范作用结合.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探索启示我们,廉政建设必须以思想教育为根本,以规章制度为保障,以严刑峻法为支撑,以坚持群众路线为动力.     

基于贝叶斯学习的惩罚因子的选择

文章基于贝叶斯学习,将正则化方法从贝叶斯分析的角度展开,在响应变量服从正态分布、回归系数服从指数型先验分布族的条件下,用贝叶斯准则给出了惩罚因子的取值与响应变量、系数的方差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一结果应用到岭回归和lasso回归中惩罚因子的选择.实例检验结果表明,当响应变量和系数服从正态分布,惩罚因子的值取二者方差商的方法比岭迹法和广义交叉验证法(GCV)拟合效果更优.     

基于非平稳面板计量的中国经济动态效率分析

戴蒙德的代际交叠模型从理论上阐述了处于长期均衡增长路径的经济体运行可能是动态无效的.文章基于前人对AMSZ准则的扩展,根据中国1997-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新发展的非平稳面板计量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克服了以往研究指标选取上的争议和小样本带来的估计偏误.结果发现:中国经济运行是动态无效率的,资本存量已经超过了黄金律水平.     

廉政政策执行监督中的公民参与

委托代理理论、公民社会理论、人民主权理论为公民参与廉政政策的执行监督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在实践中,我国公民参与廉政政策执行监督仍存在着参与渠道不足、公民参与的合法权利难以保障、公民参与的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的文化落后等一系列问题。加强对上述问题的有效治理,将促使我国廉政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更加完善和健全。     

再议现行审计证据准则的变化及其影响

本文以2006年2月颁布的现行审计准则体系中<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为研究对象,在对照新旧审计证据准则的基础上,阐述分析现行审计证据准则的重大变化,及其给审计理论及实务带来的多方面的影响.文章首先阐述了审计证据理论的基本概念、审计证据发展的历程及其意义;然后围绕现行审计证据准则的改进内容展开阐述;最后紧紧围绕现行审计证据准则的变化对审计理论与实务产生的影响展开讨论,以期对我国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有所启发,促进我国审计事业的发展.     

陈廷敬的廉政思想与清廉作风

清代康熙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在反贪倡廉、肃清吏治方面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和措施,他的廉政思想和主张对于康熙帝整肃吏治和康熙朝的大政方针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陈廷敬在其一生的宦途中,尽管以清廉著称,但是仍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挫折,那就是发生在康熙年间震动朝野的张沂贪黩案。陈廷敬因为和张沂是亲戚而受到了牵连,但很快就被洗雪。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陈廷敬始终奉行清正廉洁的做官准则,他的清廉作风被世人所公认,因此取得了康熙皇帝的赞赏和信任,成为康熙帝最倚重的大臣。     

孔子的教育思想探究

《论语》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言论的汇编,是儒家的经书。其中体现孔子教育思想方面的一些重要表述,如个性品质教育、坚持的教育准则、倡导的学习方法,经过两千余年教育史的验证,特别是经过现代教育理论的评断和现代教育实验的检验,充分证明是普遍性的教育规律,就是在未来教育中也定会闪烁其奕奕光彩。     

国标《常规控制图》中的几个问题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常规控制图>(编号GB/T 4091-2001)是SPC的权威文件,但也存在一些瑕疵.首先,对计件控制图分布的表述不妥当;其次,判异准则8的设计有一定的随意性;最后,判异准则3的文字叙述与给出的示意图之间有出入.希望有关专家下一次修订<常规控制图>国家标准时能够改正这些问题,维持国标的权威性.     

企业在深化体制改革中怎样强化纪检监察工作作用

随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加强,国有企业正逐步向现代化企业体制转变,成为"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     

专断性医疗行为的刑罚界限

专断性医疗行为是欠缺患者有效同意的医疗行为,"全面入罪说"主张对所有缺乏患者的有效同意施以刑事处罚,而"部分入罪说"则主张仅在缺乏患者同意导致医疗行为严重脱离其业务规范时,方得动用刑法进行规制。专断性医疗行为由于具有医疗目的,因而只存在成立过失犯罪的余地。过失犯罪是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医疗行为的注意义务取决于一般医疗准则和具体的患者病情、体质与意向,只有当专断性医疗行为由于未取得患者同意导致不明确具体的患者病情、体质与意向,从而违反医疗行为注意义务时,才有可能成立过失犯罪;而在不存在患者选择可能性及缺乏"患者同意"与违反医疗注意义务无关的场合,都不因为缺乏"患者同意"而成立过失犯罪。同时,医疗目的、医疗适正性以及患者的有效同意都能够为医疗行为提供正当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