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的"大他者"——论"十七年"文学中的上海书写

在主流话语规训下,＂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几度变形：上海被赋予道德外衣而恶魔化了,作为腐蚀革命意志的渊薮,成了＂恶之花＂和城市恐惧症的替罪羊;改造的上海遵循主流话语的规训和召唤,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红色转身＂;上海的小资式的华丽与精致的＂狐步舞＂同时又在红色的外衣下悄然现形。在共和国革命语境中,上海始终无法言说自己,尴尬地成了失语的＂大他者＂。[1]     

论伊丽莎白·亚历山大诗歌中的历史书写——以《赞美这一天》为例

以美国当代黑人女诗人伊丽莎白.亚历山大在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仪式上朗诵的诗作《赞美这一天》为例,论述她的诗歌中的历史书写。认为历史意识是她进行历史书写的诗学动力,日常生活则是历史书写的策略,并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关系出发分析她诗歌中历史书写的政治意图。     

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延安农民持续增收的影响及对策

受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延安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涉油收入、退耕还林补贴收入以及转移支付收入的增收难度普遍加大。但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也给延安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带来了政策机遇、培训机遇和创业机遇。抢抓机遇,应对挑战,促进延安农民持续增收拟采取以下对策：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确保农业增产增收;提高对农业产业化经营重要性的认识,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进程;加大后续产业培育力度,降低石油工业一业独大带来的风险;加快城镇建设和农民市民化进程,实现减农增收和进城增收两大效果;借鉴改革开放经验教训,加快发展民营经济;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促进农民工就业和创业。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参政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妇女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地实践着自己的参政权利,呈现出参政主体多元性、参政方式多样性等特点。边区妇女参政对于促进妇女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增进广大妇女对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感、加快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以及保证边区的和谐和稳定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自信的“解构”与迷失的“建构”——对早期新感觉派小说集《都市风景线》的再解读

刘呐鸥开“新感觉派”小说风气之先,《都市风景线》策略性地解构了“爱情乌托邦”和“乡土乌托邦”的流行话语,揭示了“乡土中国”和“海派中国”的差异幻象;他对都市现代空间的悖论性书写表明小说价值判断的复杂性和隐含的进步趋向,这对于学界重新认识和评价“新感觉派”小说具有建设性意义。     

延安整风精神的现实意义

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新时期重提“整风精神”的目的是 ,按照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要求 ,用“整风精神”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 ,树立党的良好形象。延安整风精神的现实意义在于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的实事求是精神、反思精神和勇于创新精神。     

“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学习延安整风历史经验的一点体会

今年,是延安整风运动开展70周年。70年前的延安整风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所提供的丰富经验,至今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邓小平说过：＂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①延安整风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具体地说,就是要反对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尤其要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     

重审建国后《女神》的文学史书写方式

从文学史书的目录和正文中可以看出,建国后《女神》的文学史书写方式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不重视介绍《女神》文本、政治话语强盛的时期和立足于文本、摆脱意识形态色彩的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发展中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即对《女神》版本差异的忽视、对大量作品的忽视、对《女神》“五四”时代精神的过度强调.这些问题对《女神》的文学史形象造成了一定的扭曲,威胁到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因此必须予以指出并清理.     

延安整风运动与党的纯洁性建设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进行的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其确立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都旨在保持党的纯洁性。通过总结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可知,延安整风运动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理念的变迁及其成因——以1950年代的四部文学史著作为例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张毕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四部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这四部新文学史著作的书写理念可以概括为总体性历史元叙事.总体性历史元叙事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论范式,将文学存在视作政治元叙事的表述工具,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推广到文学史的阐释之中.这种文学史观念对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四部新文学史著作的作者怀着真诚的政治热情,试图运用当时的主流文学观念去研究新文学史,但是理解未必很透彻、运用未必很圆熟,而且受流行的教条主义的影响以及现实政治规范的制约,因而留下了一些经验教训.今天回顾这一段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现象,人们可以从得失成败中获得现代文学学科的反思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