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祝福》内涵新探

仪式作为传达观念意识的一种方式,对人们的意识行为和思维方式有强烈召唤和规约作用。仪式意象书写作为鲁迅小说《祝福》里的一种重要叙事手段和叙事策略,是文本意义赋予和内涵阐发的途径。小说《祝福》以祥林嫂的现实存在和可以预见的未来存在为视角,以仪式意象为载体,通过仪式描写来审视祥林嫂的存在现实,直抵当时女性存在的生命伦理与现实遭际。《祝福》的仪式意象书写反映了封建礼教吃人、社会历史吃人、人吃人的普遍社会现象,揭穿了作为被"吃"者的虚幻自我存在感和自我维护方式,表达了对人的二律背反存在和"圆满存在"的探寻和追问。鲁迅通过仪式意象书写表达了对旧社会中国妇女命运的关切与忧虑。     

嘉道以前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的演变及其特点

嘉道以前的船山记忆经历了一个私人记忆向官方记忆演变的过程,船山形象也随之变化。康熙年间王船山去世后,其子王敔通过刊刻船山著作、撰写船山行述,形成了对船山的私人记忆,刻画了王船山忠义节气、湛深学术的老儒形象。之后,湖广学政潘宗洛撰写了第一篇船山传记,将王船山形象提升为"前明之遗臣,我朝之贞士",使船山记忆由私人记忆开始向官方记忆转化。乾隆年间,随着清廷对晚明遗民褒诛并用政策的实施和各类文化工程的举办,船山记忆被再度筛选。王船山最终于嘉庆年间以经学家的身份进入了官方正史,并由此刺激了民间对船山记忆的全面复活,为近代船山热埋下了伏笔。     

北京高教学会社会科学学报研究会2007年年会在延安召开

[本刊讯]10月14日至17日,北京高教学会社会科学学报研究会2007年年会在革命圣地延安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学报研究会过去一年来的工作,确定明年工作任务及目标;通报学报界近期会议精神及办刊动态;交流各家学报办刊经验;讨论学报编辑人员职称评定等有关问题;通报新闻出版     

恶托邦·异托邦·乌托邦：论宋代谪宦文人贬地书写的三个维度

宋代政治斗争剧烈,大批谪宦文人至贬地后身心会经历“恶托邦”的惊恐、“异托邦”的不适和“乌托邦”的诗意栖居三个逐步深化的心理状态的递嬗过程。宋代谪宦文人在心理层面上的此种转变,既是因宋代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得到较大改善所致,亦与宋代社会“三教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谪宦文人心态逐渐圆融豁达有关。从“恶托邦”“异托邦”和“乌托邦”三个维度分析宋代谪宦文人持续性的贬地书写,可窥见谪宦文人心态演变的轨迹,并感知其作品所映射出的贬地在宋代国家政治中地位的变迁之势。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湘西书写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湘西是一个被众多作家一再书写到的地域性乡土。湘西书写,是指以湘西为表现背景,展示20世纪中国人在湘西乡土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形态,以及书写者本身在这种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对湘西的认识、期待、回忆和想象。湘西书写可分为“诗意化”与“审美化”的湘西书写、“写实”与“批判”的湘西书写、“左翼”与“革命”的湘西书写、“传奇”的湘西书写四种形态。这是由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从诸如反现代与反都市、追求现代化、追求左翼与革命、追求形而上的终极与民间狂欢的立场和角度将自己对湘西的记忆、想象、感受和期盼文学化的结晶。     

更敦群培旅行文本再解读

更敦群培1934年前往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游学深造,历时12年之久。在南亚期间,他以文化行者的身份和跨文化视角,撰写了《智游列国漫记——金色的疆域》《锡兰纪行》等极具特色的游记,开创了自成一体的旅行文本。历史上藏族学者对以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为代表的南亚文化的书写和表达多是对异国形象进行想象建构,而更敦群培的旅行文本则重新审视和考察地理接壤、文化互动地带的印度宗教、民俗文化,消解藏人先验印象中南亚形象的思维定势,重新发现本土文化价值,对根深蒂固的印度宗教文化中心主义发起挑战,反思各种文化偏见和历史成见,不断确立他人文主义思想和文化中立心态。隐匿在旅行文本背后的是人类学家的身份和另一种民族志书写范式。     

公羊学的早期阐释与士人文法的建构——以出土汉代石刻文本为中心

公羊学所建立的私人性写作体系,对汉代石刻文本的写作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写作成为士人传续道统的权利义务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公羊学对于个性化写作风格的强调,在写作形态、功能、阅读等层面为汉代石刻文本带去了新的写作义法,读者只有通过对这些个性化写作方式的深切把握才能领会作者的特殊用心。汉代石刻文本在写作上通过改写、组合、剪裁旧文献而形成衍生型文本的创新实践和从学理逻辑层面对于撰述体系所进行的完整性、自足性论证与推演,有效地促进了士人文学批评传统的发展。公羊学在汉代把河图洛书视作人文肇始的圣典,这种基于图像和文字来探讨文本意义的阅读方式,孕育了中国左图右书的治学新格局,建立了一种新的阐释传统。从石刻文本写作方式及其价值的视角切入早期士人写作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公羊学之于士人书写传统的作用开启了一扇新门。     

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走了一年多

1938年夏,肖华率东进抗日纵队（原八路军343旅）来到冀鲁边区,抗日力量加强,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我所在的三十一游击支队编入东进抗日纵队,当时有三个团的编制,我担任第八团三营教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