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天人之际”——中国史学“宇宙本体论”的失落及其现代重构

上古时代"巫史同源",天人相与的大主题,即是史家的份内事;本体论上的探讨,虽朴拙,但坚守之。文字盛世后,一是史以文存,"文史不分";二是经学独尊,史附于经。受此两股变动之冲击,史学日渐把守不住本体论上的向度——先是让"天人之事"陷入汉唐谶纬神学之股掌,后又转手令其沦为宋明理学之专利。迄至近世,史学"科学化"急流勇进,但偏好"阶级关系"之时代倾向,又让史学诸家讳言天人。相反,受近现代"人本主义"激变的史学思潮,重人轻天,终让"天人和合"之史学本体论传统,卒成绝响。故此,21世纪的"大众化"史学,基于"人性论"层面上的已有成就,重建宇宙本体论,它既要引入科学的"天命观",和合天人;又要培育起基层民众的公共意识,推进公共历史学的现代发展;更要"送史下乡",启蒙乡村,合理改写中国民间的知识体系。     

北狄民族集团研究的集大成著作——何光岳《北狄源流史》的学术价值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1917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写下的充满斗志诗句。1939年，出生湖南岳阳农家的何光岳同志，少年虽然无缘步入长沙高等学校深造，但他却以湖南人的志气和豪气，以小学毕业的低微学历，刻苦自学，获得了博士毕业生的学历，摘取了研究员、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史学家等桂冠。立下撰写“中华民族源流史”的鸿志，     

对历史以及历史认识的再思考?

什么是历史以及历史认识是否可信,一直是史坛争论的焦点。《说文解字》、《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导论》都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解答。而事实上,过去的一切皆为史;而历史认识也只是相对真理,历史实际的纷繁复杂性、史料的不完整性和待考究性以及历史认识的主体性,都决定了不能完全认识历史。但历史认识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文学性”的偏至与文学内、外部研究的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作为长期存在的两种研究向度在近年来却遭遇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反映论"和"纯文学"积弊的结果,其出现的合理性在于其对"政治反映论"的批判性,但其理论基础和研究格局的偏狭,以及对延安文学作品超越价值的压抑,使其成为延安文学研究中新的意识形态.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形成过程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出现隔离的本质对"文学性"理解的偏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从"价值论"向"发生论"的转变中获得自身的生命力.     

开拓性的史观与史识——评范伯群《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史学价值

范伯群的新著<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是按照历史推进的线索和通俗文学发展的周期来建构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科学体系的.作者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萌发一直写到20世纪40年代雅俗融合的新市民小说,把通俗文学的发展轨迹系统地梳理出来,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流变过程.作者指出知识精英作家是借鉴革新派,通俗文学作家是继承改良派,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萌芽与小说转型的任务主要是由通俗文学来承担的,并提出了"都市乡土小说"的概念.     

从《陔余丛考》到《廿二史札记》——赵翼史学思想的承继与发展

清人赵翼所著《陔余丛考》的史论部分,集中反映了其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尤其体现在历史编纂学、史学功能、史家责任和比较研究法方面。这些观念和方法又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得到继承与发扬。文章以此两书为中心,从史法、史事和比较研究法3方面探讨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展示赵翼史学观念、治史方法的嬗变历程。后世探究赵翼史学问题时,不应厚此薄彼,当给予《陔余丛考》更多的关注和肯定。     

现代德国史学历史知识的认知建构及其诉求转向

现代德国史学对历史知识之建构性、目的性、功用性的认识经历了显著的变化。18世纪,为了对抗历史怀疑主义,德国史家强调历史知识的视角性和建构性。这种认知因为契合了当时科学概念中的个体性特质而流行一时。至19世纪中叶,科学概念内涵发生了变化,德国史学首先通过摆脱政治伦理说教性和理性从属性而确立了"自为目的性",其次随着历史"写作"与"研究"之间割裂的弥合,逐渐形成一套科学论证方法从而保障了这一特性。"自为目的性"有力地支撑了历史学成为一门自治且自洽的现代科学学科。19世纪下半叶,德国史学开始转向更强的社会地位诉求。与此同时,史学的科学性与功用性、客观性与主体性的论争此消彼长。20世纪70年代,历史知识之建构性重新被发现,发挥史学功用性的策略也从引导社会价值取向转为培养个体历史思维能力。纵观现代德国史学的这一认知变化脉络,与其说是在科学性上的递进,毋宁说是为了获取专业知识地位和社会现实地位而做出的建构、反思和调整。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与毛泽东党报思想探析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是中共党报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毛泽东亲自领导《解放日报》的改版和整顿工作,对改版前《解放日报》党性不强、版面编排不当、“八股习气”浓厚、报道有时失实等流弊进行彻底变革：回归与增强党报党性、重塑与调整党报版面内容、革“八股习气”树“五新文风”等。毛泽东在指导《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论述和办报原则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毛泽东党报思想与新闻理论也在《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逐步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