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常态化制度化

延安时期,通过推行严格的学习制度、加强和完善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等途径,使中共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常态化制度化探索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团结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的相关制度成为全党的行为规范和根本遵循。     

伪史学与历史法西斯主义

在韩国政府推行的韩国历史教科书国定化过程中,伪史学者们利用政府的支持试图将他们所认同的没有依据的历史叙述贯彻其中,并对韩国史学界展开了猛烈批判,其言行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和排他性,表现为一种"历史法西斯主义".因此,目前韩国历史学受到"国家权力的不当干涉"和"伪历史学的攻击"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如何在这种夹缝中把握均衡并克服冲击是摆在韩国史学者面前的沉重课题.     

从边缘到中心:延安文艺的民间文化资源重塑

延安文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文艺形态,它是在继承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特定地域环境下形成的新的文艺体裁和展演艺术的集成。本文尝试探讨延安本土民间文化资源在中央红军到来前后所发生的转变,从中窥视民间文化资源如何从一种被忽视的、难登大雅之堂的边缘文化提升为传达国家政治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以及这一资源的重塑对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的整体风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通过对民间文化资源重塑历程的探究,力图在充实延安文艺研究成果的同时,进一步为保护民间文化资源提供理论支持。     

邵晋涵与《史记辑评》

邵晋涵是清代浙东史学的后起之秀,也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史学家。他在明代邓以讚《史记辑评》本的基础上,著成《史记辑评》,形成了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延安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及其时代价值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辉煌而重要的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党内存在的作风问题,在同形形色色的不良风气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和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新的作风。     

郭连文终于懂得，亲情才是幸福生活的支点

2010年3月,大型电视剧《解放》在全国各大电视台黄金时段热播,著名特型演员郭连文第42次在戏里扮演一代伟人刘少奇。郭连文是深受亿万观众喜爱的国家一级演员,主演的《少奇同志》、《长征》和《延安颂》等影视剧,赢得观众广泛赞誉。     

“形式”何以成为问题:延安文艺体式变革探因

延安文艺体式变革除了受毛泽东"民族形式"理论的触发和引导外,还有来自文学艺术自身的内部因素与时代社会的外部因素。其内部因素主要是"五四"文艺体式与延安文艺所要表达的现实内容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无论是延安文艺家所熟悉的"五四"体还是他们不熟悉的"旧形式"都不能满足时代文艺的新需要,创造与时代精神相协调的文艺体式势在必行;其外部因素主要在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民运动的空前崛起所导致的文化转型,农民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与张扬是延安解放区的现实文化语境,文艺体式变革正是这一文化转型的结果与表征;同时,文艺体式的本土化回归应和了抗战时期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心理诉求,这是促使延安文艺体式变革的深层心理机制。     

公元3-6世纪三晋史学区域发展探论

三晋地处异质文化交汇地带,形成了多元性的地域风俗和文化。早在先秦时期,三晋地区便出现了《晋乘》、《晋春秋》等史著以及坚持书法不隐的良史董狐。公元3-6世纪,三晋地区史学的传播和发展较快,以史论事,撰述记史成为一种学术习惯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精于史学,任职史官,撰修史著者,为数不少。北魏时期,一批河西著名学者的群体性迁徙,对公元5世纪中后期三晋地区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公元3-6世纪,三晋地区史学发展显现出明显的家族性特征,史学人才大多以家族的形态出现,家族性习史也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21世纪世界发展病状分析——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访谈录

21世纪人类历史正经历一系列重大变化:世界经济中心迁移、全球金融危机、美国单极霸权的失败、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民族国家权威的弱化等,使世界处于迅猛发展与病状频出的历史状态.其中,国际冲突频发、移民问题、民族主义与宗教问题、科学与政治关系问题、史学类型转变及未来史学面临的挑战、世界经济危机及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和当今世界中的作用等问题,成为人类未来发展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杜大琏《名臣碑传琬琰集》的编纂特点与史学价值

<名臣碑传琬琰集>是南宋学者杜大硅编纂的一部碑传资料汇编,不仅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其编纂特点和史学价值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过去的研究者大多从史料学的角度肯定其考史成就,而指摘其编纂体例.今天应该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深入阐发此书的编纂特点和史学价值,进一步丰富中国史学史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