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在延安的学习生活

1938年年初一1940年年末，我在延安抗口军政大学先后进过两期学习班：先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高级班插班学习，后又到瓦窑堡抗大第四期红军干部支队学习。抗大毕业后又进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在延安学习、生活了近两年半左右时间。通过学习，我在文化上、军事素质上都有了很大提高，而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我有幸接触到许多中央首长，直接得到他们的帮助教育，他们的言传身教和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受益匪浅。尤其是毛主席对我学习生活上亲切的关怀，一直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写给世界的《邓小平时代》

大约六七年前,听傅高义先生说他在写邓小平的传记,我是深感怀疑的.甚至担心德高望重的他,会写出一本失真的作品而使中国学者感到尴尬.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有不少外国学者、作家、记者写的毛泽东传记,在我们国内学者看来,就好比一个穿上了西服的外国演员在扮演毛泽东.他们的写作热情我们不能不鼓励,对其作品又不好多加批评.同样,写好邓小平,即便对中国学者也是一个重大挑战,何况万里之外没有长期生活在邓时代的美国人?     

延安文艺建构时期的鲁迅研究

延安文艺建构时期的鲁迅研究一直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徘徊,设想很多,计划不少,但最终因为各种现实原因取得的成就有限,研究在整体上是围绕政治斗争的主线展开,其中也有学理性的探讨,其学理性的探讨是在众多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展开,取得了在当时来讲非常宝贵的成果,在鲁迅传播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民与俗谈对民俗主体的关注

如何界定民与俗是中外民俗学史上一直争论的话题.传统的民与俗及其关系的界定导致了民俗研究中对民俗主体--民的长期忽视.事实上,民与俗辩证地构成了民俗这个文化综合体的两个方面.作为民俗文化事象的主要创造者和承载者,民俗主体应受到特别的关注,不论是学术上还是人文上,这不仅是民俗学者应持有的立场和观点,也是应具备的学术品格和人文素养.更是当下转型时期民俗学学科最好的意义和价值体现.     

基督教与科学亲疏之辨——重新审视“伽利略受审”事件

当科学与宗教间关系的重要胜为学者所重视,但对其复杂性的认识不够.把宗教和科学的关系放到具体的真实事件中去看待,不放过细节与广阔的社会背景,来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复杂关系,避免简单地评价相互关系,这是我们从伽利略事件中得出的必要的结论.     

文学资源两人谈

一、拉美文学: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催生剂阎连科:众议,你是学者,又是翻译家,同时,又自己创作小说和散文,一句话,走向创作的内部,你是内行;走向外部,你是专家。这让我和许多同行朋友,对你既感尊敬,又感嫉妒。既然你有这样多重的身份和学识,我想关于我们这次对话,索性就放开来一点,随意地谈,即兴地聊,你说呢?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建设的新起点——刘玉廷司长访谈

刘玉廷教授现任联合国会计与报告国际标准政府间专家组成员,财政部会计司司长,中国会计学会秘书长,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全国会计硕士(MPACC)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重点社科基地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北京交通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理论与实务研究,起草和组织制定了若干全国性的会计制度并负责组织实施。2007年12月,围绕当前中国会计改革的热点问题——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建设,与刘司长进行访谈,整理成文,共同行参考。     

中华古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意义

在这金秋送爽的美好季节，我们聚集在长春，就“中华古籍的世界传播”这一重要课题展开深入讨论，其意义是深远的。众所周知，早在唐代，日本遣唐使从中国带走了大量汉文典籍，这在《旧唐书·东夷·日本传》中多有记载。从《日本国见在书目》（《古逸丛书》本）等日本古代目录学专书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近代日本学者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收录日本60多家藏书，其中善本654种。岛田翰的《古文旧籍考》考察了日本所藏中、日、韩刊刻的汉籍版本源流，分别考证了旧抄本、宋椠本、旧刊本、元明清及韩刊本，厘为四卷。     

从学术史视角看鲁迅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与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相同,“学者”也是鲁迅重要的精神生存方式.尽管鲁迅从不以学者自居,但其学术研究开一代风气,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奠基意义.鲁迅的治学,以文学史研究的成就最为卓著,相关论著不仅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成就,也为后世提供了富于开创性和启发性的学术思路,成为文学史写作的精彩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