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作家的转型之路——以何其芳的转变为例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延安作家集体转型的分水岭,何其芳的转型之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开始反省自己曾经高度认同的“写熟悉的题材”思想,也不再认为“文学在革命中的作用不大”。他的思想与文艺观高度认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创作上却出现缺失。这彰显着他从唯美主义作家向革命主义作家转型过程中充满着矛盾与复杂性。从与何其芳相关的细微材料中发现,何其芳的思想、艺术改造经历了与吴玉章相似的从“有点不痛快”到“高兴起来”再到“认真检讨”的过程。何其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对自己作品集的选编与出版隐含着他不同时期的思想与心态,但这些转变过程和思想变化学界都少有关注。对隐微材料的发掘以及何其芳自己选编与出版作品集的变化,同时关注他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文艺评论的深层次内涵,这些都是研究何其芳转型的重要途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鲁迅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在1943年鲁迅逝世七周年发表,与此前解放区举行的一系列纪念鲁迅逝世的仪式构成了一个表意系统,为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提供了重要支持。《解放日报》发表的《讲话》,鲁迅的名字集中出现在7处共计12次,其中有2处引用完全符合鲁迅原意,有5处是创造性阐释,成为《讲话》思想、逻辑和权威性的重要来源。但鲁迅毕竟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思想家,《讲话》建构的话语体系,与鲁迅自身的话语结构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冲撞与纠缠,所以《讲话》话语体系对鲁迅话语的收编,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复杂问题。     

文艺“剧中人”与历史“剧作者”——《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经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的讲话为文艺作品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和视角,文章以此为起点思考样板戏《龙江颂》创作中背后的"剧中人"与"剧作者"。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要的文化符号,《龙江颂》主题经过不同文艺工作者近十年的创作,形成了报告文学、新闻报道、诗歌、话剧、样板戏等文艺形式。1969—1970年,现代革命样板戏《龙江颂》剧组三次在上海嘉定外冈公社葛隆大队体验生活,以时任党支部书记周丽琴为代表的葛隆大队的干部群众也成了《龙江颂》背后的"剧中人"与"剧作者",演员李炳淑所观察和学习的周丽琴成为《龙江颂》女主角江水英的舞台形象原型。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农村的典型代表,葛隆大队为《龙江颂》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生产劳动体验,《龙江颂》的演出也鼓舞了葛隆大队的生产实践并在教育和召唤群众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章以周丽琴、薛友忠等口述历史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回溯《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创作细节,挖掘舞台背后的历史,努力呈现艺术创作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而补充了《龙江颂》的创作史料和历史语境,为研究者重思文艺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关系,还原艺术创作与人民生活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过程提供一个历史性的参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八十周年之际,回溯《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经历,对于实现"剧中人"与"剧作者"新的连接以及思考在新时代如何产生像《龙江颂》这样具有思想引领作用的文艺作品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