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空间中的鲁迅形象建构

在延安文艺空间中,鲁迅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重要文化存在。鲁迅在延安文艺运动中的形象建构是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的选择性的,这种选择一方面突出和强调了鲁迅思想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一方面则对作为启蒙主义者的鲁迅思想有所回避和取舍。鲁迅在延安文艺空间及1949之后的形象建构,一直是被选择、被压抑地塑造着,而且他始终被捆绑在政治和革命的旗杆上,这是鲁迅逃脱不掉的宿命。     

观点

·个体城市学:综合性与交叉型的新兴城市科学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王续琨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撰文介绍新兴城市科学--个体城市学。个体城市学是指以单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而建立起来的学科。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科学在中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由国外引进了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管理学等分支学科,在本土化研究中创建了城市文化学、城市形象学、城市社区学、城市住宅学等新的分支学科,而且已经或正在创建一系列研究城市个体的学科,如上海学、延安学、北京学等。个体城市学在中国的兴起,已经成为1990年代以来城市科学本土化发展的一个新亮点。     

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走了一年多

1938年夏,肖华率东进抗日纵队（原八路军343旅）来到冀鲁边区,抗日力量加强,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我所在的三十一游击支队编入东进抗日纵队,当时有三个团的编制,我担任第八团三营教导员。     

延安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与话语形态

1940年前后,怀着对革命的赤诚和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救亡的热望、飞扬的青春、供给制的平等氛围让他们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交往更是从情感上拉近了他们与党的距离.比起物质生活的艰苦,延安的精神生活可谓丰富多彩,知识分子们组织歌咏活动、发起街头诗运动,以纷繁的“文事”迎接新生活,但是,生活方式、话语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仍使他们与工农群众格格不入,两者之间的隔阂始终难以消除,与工农兵结合之路曲折而漫长.     

延安时期从严治党实践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时就十分重视自身建设,延安时期坚持从严治党更成了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手段.首先,从严治党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持党内团结稳定的必然选择;其次,从严治党是克服党员干部党性不纯等错误倾向的重要手段;第三,从严治党是解决党员队伍的迅速扩大与党内消极思想严重之间矛盾的现实要求.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思想...     

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工作特点论析(1941-1945)

1941至1945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党内加紧破除教条主义迷信、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背景下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其调研工作具有制度化、科学化和实效化等显著特点。其中,制度化体现在设立专门调研机构,一般工作机构也具有调研属性,调研工作有条件保障,调研成果有完整的运输、保管与宣传环节;科学化体现在详细的调研提纲、多层面的调研类型以及科学的调研方法;实效化表现为领导干部率先深入基层调研,普通调研工作者根据党的任务扎根调研,民主性贯穿调研始终,以及通过调查研究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并推广典型经验。这些调研工作为西北局与中共中央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起了积极作用。     

关于对『批评』的一点认识和理解

批评，从词义上来讲，是指评论、评判。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是判断、评价，指出优点和缺点，评议好坏；二是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批评的近义词是“责备”。在现实工作生活中，批评应更多地理解为“责备”，即对某个人在工作生活中的不妥之处予以提示、提醒、评判等，希望引起其注意，尽快纠正，改正不妥之处。既然批评多有责备之意，那么批评者就需要有勇气，被批评者就需要有雅量。不管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对“批评”的认识和理解不同，其效果和结果也就相差甚远，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     

延安时期过春节的文艺活动

新年也搞春节晚会 延安时期过年前后的文艺活动是相当活跃的。1939年的新年晚会在中组部礼堂举行。当时，毛泽东和音乐家吕骥坐在一起。晚会开始前，观众鼓掌让吕骥给大家唱歌，吕骥稍迟疑，观众中便有人喊毛泽东把吕骥拉起来。此时，毛泽东果然动员他身边的音乐家吕骥给大家“表演一番”。毛泽东像普通观众一样坐在群众中，像农民一样朴实，穿着拆洗过有些发白的普通棉军衣。     

延安报告文学研究

延安时期的报告文学是中国报告文学史上发展的高峰，其内容和写作特色发生了大的变化。《延安文艺丛书——报告文学卷》，集中体现了当时报告文学发展的繁荣，也是对该时期报告文学作品的总结，本书的出现在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周总理回延安（叙事诗）——纪念周总理1973年6月9日回延安四十周年

公元一九七三年，六月九日九点钟，延安东关飞机场，万众翘首望长空。机舱打开放舷梯，总理踏足黄土地，笑脸招手见干群，我回老家会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