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事人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排除适用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6条允许合同当事人排除该公约的适用,因此,对于《销售公约》在何种情况下应予适用在实践当中常常存在分歧意见。排除《销售公约》的适用必须基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同意,而不能只是一方当事人的同意;当事人既可"明示"排除《销售公约》的适用,也可以"默示"排除《销售公约》的适用;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优先于《销售公约》的规定;无须作出明示的合同条款效力优先于《销售公约》的约定。     

期待可能性的判断问题探析

刑法学上讨论的期待可能性,通常是指狭义的期待可能性,即重点关注行为人行为当时客观外在情况的异常程度。其判断标准问题在学界素来有争议,产生了多种不同的学说,各学说皆有利弊,通常以行为人标准说作为判断期待可能性适用的主要标准。期待可能性弱化和缺失的情形有多种,只有准确把握判断标准,才能正确分析行为人应当承担责任的程度。在司法适用时,对期待可能性程度的判断,影响着对行为人违反刑事规范行为的定罪量刑的确定。     

海峡两岸涉外继承法律适用规则之比较

2010年大陆首次以专门立法形式颁布《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同年台湾地区对其1953年《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作了全面修订。在继承法律适用立法原则上,大陆一直采用分割制,但在新法新增的遗嘱效力法律适用中却采用一律适用属人法做法,似有反增立法原则混乱之嫌;台湾地区保持原则上采用单一制的一贯态度,且更符合遗产继承国际立法发展趋势。对于继承准据法适用范围,大陆采取分割处理方法对遗产管理单独规定冲突规则,有利遗产管理在遗产所在地实施,但使继承案件适用的法律复杂化;台湾地区采取统一处理做法,简化案件的法律适用。对于反致制度,大陆立法持反对态度,台湾地区新法缩小了旧法承认的反致范围,仅保留直接反致与间接反致,两岸的对立态度为海峡两岸继承案件的统一处理提供一定可能性。     

论战时比例性原则的适用：要素、标准与价值评判

参照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首先就战时比例性原则的概念与内涵进行了探讨,附带损害和军事利益是该原则的两大构成要素,适用战时比例性原则的标准可分为理性指挥官标准、演算法标准、个案分析法标准、累积法标准、＂针对性杀戮案＂中的三条件标准与军事必要性标准等,对于该原则的适用需要结合有关理论和实践,最后通过对相关条款加以阐释的方式,就比例性原则的适用问题进行综合性的价值评判,以求更好地适应于未来实践的具体需要。     

行贿罪理论与司法适用完善新探——兼论犯罪意思理论的发生与价值

行贿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本罪的构成要件要求行为人具有以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或便利的犯罪意思,这是区分此罪与彼罪以及罪与非罪的关键因素。应从二元行为无价值的观点出发,探讨犯罪意思作为一种主观的违法要素在犯罪论中的地位和价值,即特定的犯罪意思应当在犯罪目的和故意之外限制解释构成要件,发挥补充定罪的功能,应当完善行贿犯罪的相关立法,使犯罪意思理论和司法实践相协调。     

国际私法法律规避若干问题再思考

200多年来,各国国际私法学者围绕法律规避问题展开论述,提出若干针锋相对的观点。梳理和思考这些观点将是一项很有积极意义的工作。经过梳理和反思,得出以下结论:法律规避是一种合法行为;法律规避独立于公共秩序保留;直接适用的法律不能代替反法律规避制度;法律规避的手段是改变连接点或者改变连接点指向的具体事实以及各国应当承认法律规避的效力。     

从吴英案看我国死刑的价值与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较大幅度地消减了我国刑法的死刑罪名,在我国死刑改革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正值此时,吴英案因集资诈骗罪被司法机关判处死刑,一时之间引发民意反弹、众多学者热议.文章结合吴英案件,在探讨死刑刑罚价值的基础上,分析了死刑适用的基本原则、影响死刑司法适用的各种非法律性因素,提出了死刑司法适用的基本思路,以期有助于死刑的进一步改革、刑法现存死刑的司法适用.     

唐律“犯时不知”律考辨

虽然在唐律《名例》篇中,"犯时不知"律疏议所列举的犯罪涉及事实错误问题,但在唐律其他篇目中,应当适用"犯时不知"律的犯罪却不涉及事实错误问题。这表明现代法学中的事实错误理论与唐律"犯时不知"律之间存在着重合,但二者并不等同。实际上,唐律"犯时不知"律律文中的"凡"是指一般身份法,"本"是指特殊身份法。唐律"犯时不知"律适用于身份案件,是一般身份法与特殊身份法产生冲突后的解决规则,而两者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冲突是因为存在着"犯时不知"。对此,唐律"犯时不知"律所提供的冲突解决方法就是在身份重法与身份轻法之间选择身份轻法适用,排除身份重法的适用。因此,唐律"犯时不知"律在性质上属于法律冲突适用规则。     

《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的规范实施

《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中国少数几部规定了“序言”的法律之一。作为法律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序言”规定了关乎国家重要事项未来目标和规划的内容,涉及国家和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许多重要职责,赋予义务主体逐步完善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范性因素,因而,“序言”有必要加以积极实施。然而,《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主要规定“目标规范”的“行政执法导向的法律”的组成部分,其“序言”的实施无法通过司法路径来获得实现,而是需要遵循“行政执法导向的法律”的实施路径,通过下位阶立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去层层细化和落实上位阶法律的规定的方式加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