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性”范畴与逻辑及其后马克思取向

幽灵性是德里达早期以异延为中轴的解构理路的继承与发展;它与＂无X的X＂、弥赛亚性、宗教性等话语筑起解构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场域。幽灵性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范式和基础——主导辩证法,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解放政治学,成为对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后马克思思潮认知测绘的关键依据。     

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问题研究

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核心在于强调农户家庭内部家庭成员对承包地不分份额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在地权固化背景下,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为有效化解无地农民的土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然而,当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存在着主体范围不清、客体来源不明、权利义务关系模糊不清等现实困境。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制度,需坚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和农民主体地位的政策原则,通过规范主体资格认定规则、界定客体来源范围与建立公平合理的权利行使与义务承担机制,科学构建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制度体系,提升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运作效能。     

二轮延包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

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和理论分析法,探讨二轮延包中所面临的公平问题与效率问题的具体表现,公平问题主要表现在：已死亡的农民有地可耕,新出生的农民无地可种;嫁出的闺女有地可望,娶入的媳妇无地可盼;进入体制内工作的农村精英有地可租,留守乡村务农的普通农民无地可耕;效率问题主要表现在：传统小农经营占主导的土地分散零碎化局面犹在;进城农民“人地分离”且土地依赖程度低导致土地撂荒现象普遍。深入剖析了二轮延包所面临的公平问题与效率问题的深层原因：第一,地权固化的趋势使得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人人有份”的要义难以得到兑现;第二,人多地少的国情及农地社会保障兜底功能使得小农经营格局得以延续;第三,进城农民土地流转渠道不畅与土地退出机制不健全。最后,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构建无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机制,依法落实无地农民的承包地;第二,基于市场机制构建起进城农民土地退出与无地农民土地承接的新机制;第三,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创新土地流转方式,探索集体经济组织土地集中经营的新模式。     

珊延府城在叶赫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及影响

珊延府城是塔鲁木卫女真人南迁叶赫河流域而建立的,目的是获得商业利益,是叶赫部前期的经济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和战略要地,该城为叶赫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叶赫部强盛时,上述三方面地位有所下降,但其作用和相关影响还是重要的。     

元代畏兀儿北斗信仰探析——以回鹘文《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为例

北斗信仰是我国古代许多地区曾广泛存在、影响深远的一种民间信仰。《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将北斗信仰进行了佛教神化,突出了北斗星君的延命增寿、消灾解厄的神秘力量。该经在汉地佛教中被视为伪经,不为汉族佛教徒所重视,然而,元代在少数民族中却流行甚广,相继被译成蒙古文、回鹘文、藏文等多种民族文字。在新疆地区亦出土了一批该经的回鹘文印本及写本残片。编号U4709残卷正是该经题记,反映了该经的刻印时间及施资者,对研究畏兀儿佛教文学及其印刷术具有珍贵的价值。     

“缘督以为经”与“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读陶弘景《养性延命录》

《养性延命录》乃道教养生中的代表性著作,本文着重从两个方面来分析此作品,即"缘督以为经"和"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角度分析,两方面既有分别,又相互融合,"缘督以为经"出自《庄子·养生主》,很多学者对此句有不同的见解,本文通过对比采取其中庸之见,又分出三个小方面来论证其适中的思想,"我命在我不在天"也是《养性延命录》中的极为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这部分则从身与形的自我修炼来解读,更好地理解这篇养生学上的著作,通过不同层面的分析,可有助于更好的加强对《养性延命录》这部经典之作的认识。     

文学批评的语言学阐释——从延指现象看《一间自己的房子》

文学批评重视内容研究,语言学侧重形式研究,两个不同学科共同把语言作为人类交际的重要媒介,彼此交叉与融会,反映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和文体特点。《一间自己的屋子》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主张女权运动的一部名著,现有研究主要从文学理论或叙事学角度展开。文章以指称表达式的特殊用法,即延指的语用指称现象为视角重新鉴赏伍尔夫的这部作品,通过梳理延指现象的产生机制,探讨作品中第一人称单数发生指称游移后的认知与表达效果,在分析作品延指现象的表现中拓展传统的对伍尔夫作品的批评维度,发现语言学方法进行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和意义。     

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考辨——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为中心

“达延”或“坌达延”与附蕃的“吐谷浑王”是否出自同一世系，学术界迄今尚存争论，分别有“吐谷浑王族说”“达布王族说”“澎之达域说”等。文章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吐谷浑(阿柴)纪年》为主要线索，结合两唐书《吐蕃传》《弟吴宗教源流》《贤者喜宴》等汉藏文献重新做了梳理，提出了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的四点证据：第一，达布与吐蕃王族的甥舅关系源远流长，远比吐蕃与吐谷浑结成甥舅关系早了许多；第二，两者的活动轨迹没有交叉且不重复，特别是688、689年两个吐蕃公主分别与达布王族和吐谷浑小王结亲，所生之子成年后又于同一年(706)分别登上政治舞台；第三，在8世纪前20年里，坌达延是《吐蕃大事纪年》中除赞普之外的第一主角，而同一时期同一文献内吐谷浑小王一次未见，角色的重要性判然有别；第四，8世纪初达布王的领地被整合进了吐蕃王朝之后，再不见达延世系的活动，而附蕃的吐谷浑小王一直到10世纪左右尚见于敦煌文献。总之，从两者在文献记载中出现的差异，族源与名号的不同，双方与吐蕃王族联姻的先后，在吐蕃政事中角色的区别，以及小王世系长短不一等因素，可以辨明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     

大理国写经《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中“灯请十王斋掷延寿命火食次第”及段前残文的缀合研究

云南省图藏大理国写经《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残叶五张。其中一张残叶中抄有残文一段以及"灯请十王斋掷延寿命火食次第"。通过对其录文、整理发现,二者实际上都与"十王斋"相关,因此当同属一系,应缀合起来研究。据此,对比唐宋之际的相关经典和彼时业已完善的水陆道场仪,可以窥知残文和该次第实际上是配合水陆法会使用的仪式文本;具体讲二者是属于荐亡(延寿命)法会中的仪式,即在"十王斋"内,设法作会,在追荐亡灵的同时,又可为生人"延寿命",其中施饿鬼荐亡和为生人"延寿命"的斋意,圆融一体,并行不悖。     

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以延安县冬学为中心

革命视域中的新文字是劳苦大众的武器,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延安县为中心,试办新文字冬学。新文字在边区历经试点、推广、整改三个阶段。面对无法走出困境的新文字冬学,1943年,边区教育厅悄然终止了新文字运动。中共推行新文字的直接原因是解决汉字扫盲的困境,内在动力是特定情境下,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检讨边区新文字运动,虽则存在干部重视不够,教员素质低,知识分子抵制以及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等诸多问题,但不容忽视的是文字改革带来的文化大众性与民族性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