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模范乡”建设初心与振兴之路——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中的8村回访

通过对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中的8村回访调查,详细描述了85年来这8个村的境域、村域经济结构及农户生计方式的变迁;新时代才溪镇村经济持续发展,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治理独具特色,农民生活富裕,为中国山区长远发展、中国特色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新路径：一是基层立足实际,开创基层党委、政府、人大、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代表协同共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二是保障村级组织和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走出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和乡村两级农民集体收益分享的新途径;三是激活现有资源,利用其生态、旅游等优势,助力苏区乡村经济的结构转型。     

《甘地自传》中的自我形塑及其成因探究

甘地虽举世知名,其形象却复杂多面,《甘地自传》因而成为探究甘地自我形象的极佳文本。甘地写作自传的缘起和其对自传体裁的选用,都体现出他对自我形象塑造的自觉性。甘地在自传中借不同的人生之“耻”突出了其“世俗之我”的形象,及由此向“圣人之我”形象转变的自传书写策略。此外,这一转变亦具有复杂的宗教、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意义。     

再造河山建家园——赞舟曲抗灾斗争

一 舟曲遭灾罹大难,九州四海齐救援。 军民携手争朝夕,再造河山建家园。     

中文图书回溯建库问题探索

本文从提高对图书馆计算机回溯建库的认识入手,在分析馆藏的基础上,对依文献本身建立中文图书回溯书目数据库的目标、原则、操作流程等问题进行了探索。     

法制化民主是社会主义反腐建廉的治本之道——邓小平反腐建廉理论探析

邓小平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和问题出发,深入总结毛泽东“大民主”模式的反腐倡廉的失误,把民主与法制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制化民主的反腐建廉理论。这一理论,强调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在社会主义反腐建廉中的治本地位,并且着重针对腐败的体制根源——权力过分集中,科学地构建并系统地论证了法制化民主的反腐建廉的对策系统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艺术乡建的历史生成逻辑与当代实践路径——以潇贺古道三个瑶族村落为中心

潇贺古道作为民族迁徙与融合的重要通道和文化线路,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实证,为基于多民族艺术“三维交融”的艺术乡建活动提供了历史生成条件和当代实践场域。沿线瑶族村落艺术乡建的历史生成逻辑在于：经济互补促使区域发展格局正式形成,为艺术乡建提供了瑶族传统村落这一特有村落形态;族际互信使得区域治理共同体更加巩固,为当代基于民族互嵌的艺术乡建奠定了坚实社会根基;文化互鉴助推共有精神家园的建构,为当代基于艺术交融的艺术乡建提供了精神动力。以沿线三个瑶族村落为中心,在当代艺术乡建实践过程中生发出多维路径：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艺术家赋能路径;艺术融入乡村建设的村落空间活化路径;艺术嵌入乡村建设的节日完形诗意栖居路径。这是对艺术乡建在历史语境和现代化语境中的反思,也是对其研究话语和疆域的创新拓展,更是民族地区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对象的生动实践。     

金华兰溪市撤村建居推进城市化进程调研

撤村建居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解决新形势下"三农"问题的根本要求。通过分析金华兰溪市城市核心区行政村现状,提出实施撤村建居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所面临的困难,从而建议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居委会建设,把"撤村建居"与"城中村"改造工作、城市规划工作相结合等。     

三曹的个性特征及散文风格

“三曹”是建安诗坛的主将,也是建安散文的重要代表。他们的散文创作受时代风气的影响,都具有一种“通脱”的特征,但由于他们的经历、性格、气质都有所不同,因此在散文创作上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本文从“三曹”的个性特征入手,具体地论述他们在散文创作上的不同:曹操的冷峻峭拔,曹丕的平和儒雅,曹植的情浓气盛,并指出个性对形成他们散文风格的重要作用,从而肯定他们对建安散文发展的极积贡献。     

父母外出模式与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基于两期CEPS数据的再探究北大核心CSSCI

关于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大量研究表明学习成绩最差的不是父母均外出的留守儿童,而是父亲在家、母亲外出(以下简称仅母外出)的留守儿童。主导观念认为这是“养不教,父之过”的反映,但基于后天形塑论的理论视角不能在实证层面完整解释此现象。基于经验观察,结合基因社会学的理论逻辑,认为这一现象应是此类留守儿童在健康状况、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三类个体特质上的先天性不足导致的。本文通过逐步线性回归分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数据检验三类特质对学习成绩是否有独立影响,进一步通过固定效应模型(FEM)分析CEPS两期追踪数据,尽可能消除在估计先天与后天影响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对理论判断进行交叉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不仅健康状况(患先天性特征更强的慢性疾病数)最差,且认知能力水平、非认知能力水平(尽责性)最低,共同导致其成绩最差;认知能力与父母的教养和教育参与无显著关联,非认知能力少部分受到父母教养和教育参与的影响,认知能力对学习成绩的影响远大于非认知能力,此类留守儿童成绩最差的主因并非“养不教、父之过”,而应是先天遗传性的不足。由于父母后天努力对此作用有限,这类儿童的境况亟待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和特别帮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