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合同的立法论

中国民法合同编仍应坚持技术合同章,而不必设知识产权合同章。技术咨询合同与技术服务合同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合同编应予明确,这两种合同之间可有五个方面的区别。保密义务不是技术合同的主给付义务,而是附随义务,它原则上不适用法律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的规定。合同法在技术开发合同中创设合理分担风险的规则,是先进的,合同编应予坚持,并将之扩及于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之中。委托人接受研究开发成果的义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为不真正义务,在个别场合为真正义务。     

试以《白象似的群山》为例分析违背准则在语言中的应用

格莱斯发现在日常对话中说话者和听话者为了实现对话,往往会到受某些规则支配。对话双方的交流过程实际上是相互合作的过程。格莱斯将对话双方在交流过程中所遵循的这种共同的原则称为合作原则。然而,人们经常会打破这一原则。在小说《白象似得群山》中,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大多违背了这一原则。在交流过程中违背各项准则能帮助对话双方有效地、委婉地实现交流目的。     

古丝绸之路上黑水城出土元代婚契研究

中国的婚书制度在礼仪婚书的基础上,逐渐向契约婚书过渡,这一过渡可通过丝绸之路沿线的黑水城所出元代婚契牖中窥日。通过对史籍及出土实物文献的对照考察可知,至迟在元代,已有大量的婚契在民间基层订立并流行开来。从官府明确规定民间婚姻必须订立合同婚书看,元代是礼仪婚书向契约婚书演化的始发期。这种契约式的婚书在元朝的大量出现,直接缘于朝廷的规定,也有民间生活的现实需要,二者是双向互动的。从源流上看,它也是将唐代特殊情况下的婚契形态加以继承和普及化的结果。元代朝廷对婚书内容的变革,其重心已不在继嗣传宗的宗法礼制上了,而是转移到了经济利益的权利和义务承担方面,强调法制在婚姻中的作用。     

超大城市人口—自然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研究——基于Laplace混合政策模拟

人口增长与集聚为超大城市的发展提供动力,也给其自然资源系统带来极大扰动,使之呈现脆弱性特征;为实现超大城市人口—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政府实施了大量调控政策,但因对城市人口—自然资源系统的复杂互动难以精确量化,导致超大城市人口与自然资源关系治理困难重重。基于此,以北京市为例构建人口—自然资源系统可持续性评价框架,从政策干预视角,分析不同类型调控政策(如人口调控、技术改进、资源管制等)与人口、自然资源的因果关系,并利用Laplace准则结合决策者风险喜好,模拟混合政策干预对人口—自然资源系统可持续性带来的影响。结果显示:政策干预是保证北京市人口—自然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其中,人口调控政策是北京市人口—自然资源系统可持续性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资源管制和技术改进是次要影响因素;随着政策干预强度的增加,由于人口系统安全性和自然资源系统脆弱性的互动博弈,北京市人口—自然资源可持续性逐渐趋于稳定;在Laplace情景下,人口安全性减弱了1.82%,损失不大;而自然资源脆弱性减弱了12.13%,收益较高;最终使得人口—自然资源系统可持续性增强了6.23%。因此,对于超大城市的政策干预需...     

“赠与婚姻第三者财物”纠纷中的赠与合同效力--以各级人民法院公布判决书为对象

近年来“小三”问题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法律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其中，配偶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擅自赠与婚姻第三者财物是否有效的问题在法学界尚未形成定论；而从各级法院的判决来看，相同案件的判决结果大相径庭，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混乱局面。笔者认为，可借鉴德国最高院的类似判例，依《物权法》规定，并具体分析当事人赠与财物的动机进而判断赠与合同的有效与否。     

TOE架构下工程项目治理数字化转型机制及实现路径

智慧建造背景下,数据成为推动工程项目治理数字化转型必不可少的重要驱动力。在梳理工程项目治理数字化发展障碍的基础上,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治理结构三角框架,剖析工程项目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解释工程项目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及治理机制。基于TOE架构分析工程项目治理数字化转型机制中技术、组织和治理环境的相互关系。从构建信息集成平台,提高参与主体数据素养,加强数据安全运行以及完善绩效评估体系4个方面,提出工程项目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     

浅谈EPC总承包项目的涉税管理

文章简述了EPC总承包涉及的税收种类和工程承包中遇到的税收难题,通过对税法的理解,解决如何从合同方面进行合理避税问题.     

论预付款消费及法律规制

预付款消费凭借其便捷、实惠的优势,成为近年来备受经营者和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消费模式。然而,近年来多地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等组织均受到多起针对预付款消费的投诉,消费者的权益常常在预付款消费过程中受到损害。围绕预付款消费展开研究,在明确预付款消费的含义、特征的基础上,对其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探讨,并对相关部门给出具有可行性的建议。     

暂停行使金融合同提前终止权的国际实践及其启示

暂停行使金融合同提前终止权作为一项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处置权力，获得国际金融监管组织以及主要国家或地区普遍认可，并被纳入国际标准指导主要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监管。我国立法以及金融监管框架中尚未确立该权力，现实中还存在基础性法律缺失、监管规则适用的空白或冲突等问题，因此有必要汲取国际经验、立足我国国情来完善相应制度，妥善应对问题金融机构处置以维护我国的金融体系稳健性。我国应当建立健全金融净额结算法律制度、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商法体系、暂停行使金融合同提前终止权的规则框架，从制度上解决暂停行使金融合同提前终止权的有效性及其实施问题，这样才能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妥善应对风险、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