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少数民族地区田赋征收与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动——以四川会理屯粮征收为中心的考察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一个多民族县。在四川会理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晚清绅民互控档案中,众多反映因屯粮征收而引起纠纷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动图景。下层士绅、催粮总催、普通民众在抗粮不纳纠纷中所采取的策略、州官审断抗粮不纳纠纷的原则与取向,显示了晚清下层士绅在介入地方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自身权力的来源已发生变化,但其权力并未明显上升,仍然受到官和民的制约。尽管如此,这一变化仍然对地方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产生了影响。     

科举制度对中国传统礼俗的影响及启示

科举制度作为古代一项重要的选官制度,不仅对帝制中国隋唐以后的政治制度、士习民风、文化教育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还对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功能的社会礼俗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影响体现在：礼俗内容纳入科考范围,使得社会礼俗得到广泛宣传与普及;遵循能力本位,促使礼制下移;造就数目庞大的士绅阶层,担当传统礼俗的实践者与传播者;衍生出了众多富有科举色彩的传统礼俗。     

清代地方财政与水域救生事业的转型——以岳州救生局为例

受地方财政影响,清代洞庭湖区的水域救济事业变化明显。顺康时期朝廷有心无钱;雍乾时期中央拨款拯溺;嘉道时期转交地方办理;咸丰年间短暂停办;同治后设岳州救生官局以专理洞庭湖水域救济事业。岳州救生局为善举长存,以劝捐、发典生息、厘金、罚款、盐票、田租等多种方式筹集救生经费。经费筹措的艰难,也使岳州救生局运作管理方式发生转型。加之,湘军崛起后,湖南士绅力量庞大且有充裕资本,地方事务须官绅配合方得成效。洞庭湖水域救生事业从清前中期的官办向与绅共管转变,运作架构日趋合理。     

儒家教育与光绪皇帝的维新思想

光绪皇帝从小接受了十二年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对"三纲五常"、"礼"、"孝"思想深信不疑,儒家的教育使他有做开明君主的责任,有纳谏求贤的认识,但是受儒家思想的毒害,光绪皇帝的维新思想是推行开明君主专制,而并非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     

正当性的自我生产——侧重晚清民初政治话语结构的转型

近世中国和欧洲都经历了政教结构的解体,但是在新结构的生成路径上,两者的走向却大相径庭。欧洲在宗教改革造成"教"的分裂后,各国官僚借助民主话语重塑自身正当性,生成了一种新的共同体权力。政教体制虽然被放弃,但基督教仍可大体维系民间秩序,两种权力模式之间基本相安无事。中国晚清士人以个人本位的欧式民主为基准,将政教相联、治道分离的本土政治秩序视为专制。但在反专制的进程中,传统治道分离的思想体系被改造成政教合一的新结构,政治话语从"反专制"转向"开明专制"继而又转向"反专制",政治实践中政府却得以借助民主和科学话语进行正当性的自我生产,并不断面向民间扩权。话语和实践的多重裂变、调适和重构,塑造了中国近世历史的一个基本悖论,即反专制话语始终占主流的近世中国却生成了一个更集权的政府。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国家与地方势力:清代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清初国家不断强化对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的治理,但清代中后期,伴随着汉化的进程,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士绅作为国家与宗族的中介,日益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中心.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使民族边缘地区的乡村社会再次出现自治的倾向.     

近代士绅阶层的分化与基层政权的蜕化

随着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和文化变迁,传统的士绅阶层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并由此形成士绅阶层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历史性变动。士绅阶层的分化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社会根基,并且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起了“中介作用”。由于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低度发展和城乡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作为传统农村社会“精英”阶层的士绅们大批流向了城市,从而使农村基层政权落入“劣绅”之手,造成清末民初乡村政权的严重蜕化。农村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和激化,造成了基层社会的无序和骚乱,并由此形成中国革命的一个突破口     

近代闽南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以泉州为例

鸦片战争后,近代闽南的中心城市厦门成为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伴随着鸦片战争而来的社会转轨,新兴口岸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首先发生深刻的变化。处在传统文化的边缘与新兴口岸文化城市之中的闽南,开埠后开始出现一个特殊的新士绅群体,包括一些脱离传统科举道路而转入新式商业和文化事业的读书人,他们在近代闽南社会转轨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湖州海岛教案的历史还原与重新评价

浙江湖州教案(1902-1908)是晚清少有的通过法律途径成功解决的教案之一。在此过程中,一批有留洋经历和熟悉洋务的新派士绅起了主要作用。他们通过与教会谈判、请求美国领事和公使仲裁等方式解决纠纷,并两次将南监理会和传教士告上法庭,最终通过庭内和解的方式与教会达成协议。士绅们力主"文明抵制",约束民众,使得湖州教案的性质始终限定在租房买地领域,而未演变成杀教士、毁教堂的恶性外交事件。湖绅在本案中的作用,也凸显了晚清民教和解的"去官府化"特征。湖案两次详细的庭审过程,是晚清民教地产争讼类案件在近代西方法律语境中的真实演绎,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