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资产阶级士绅的代表人物梁善济

山西崞县 (今归定襄 )著名士绅梁善济 ,作为清季立宪派元老、民初中国政党政治之核心人物、“研究系”首脑之一 ,总的说来是在中国新旧历史转折关头随世 (时 )而进的 ,表现出中国现代历史上初始之资产阶段、地方士绅的进步性 ,但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困守于传统激进主义观念 ,漠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的历史意义 ,对其人物的研究多有空白。笔者试从民初梁善济在京政治活动窥领“五四”前后中国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以及思想革命中产生的作用 ,从而给以应有的客观评价     

民国前期苏南水利的组织规划与实践

民国成立之初,先后以江南水利局、太湖水利工程局为主要组织,开始全面规划整治苏南地区的水利,涉及的空间范围其实就是太湖平原,新的水利规划与实地调查在江浙两省都得以全面展开.本文以当时的水利规划及其实地调查报告书为主,较为深入地揭示了彼时苏南水利的进程实态及其间的政府动力与民间社会关系,展现了国家计划与实际操作间的固有差距、学者与政府的分歧以及苏南城乡社会生活中的若干重要侧面.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诠解中,"士绅社会"虽然适合描写民国前期的苏南地区,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期像水利事业这类公共工程的施展,国家已完全具有主导性的能力,而跨政区的合作显得更为重要.     

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

明清"乡绅"、"绅士"、"士绅"是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历史性概念。"乡绅",主要是指居乡或在任的本籍官员,后来扩大到进士、举人。而"绅士"一词在明代主要还是分指"乡绅"与"士人",到晚清已演变为对所有"绅衿"的尊称和泛称。"士绅"一词出现较晚,但内涵较宽,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中外学者由于受到研究时段、研究视角和理论原则等方面的影响,各自赋予"乡绅"、"绅士"、"士绅"不同的内涵,但总的说来,"士绅"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为学术界所采纳。     

开明书店的"开明人"与"开明风"

开明书店在20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特有的"开明人"与"开明风"."开明人"学识渊博,朴质笃实,为人正派,思想开明,待人真诚,对待工作一丝不苟;而"开明风"则更多地体现在开明对待作者、读者的态度中.     

山海关士绅与山海关之变--一组甲申山海关之变新史料的发现及意义

山海关地方史志里的一组史料表明,山海关当地士绅在甲申山海关之变中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他们鼓动吴三桂"降清灭闯",勾结清兵入关,阻挠李自成进军山海关.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山海关之变的结局.     

论维新派与中国近代社团文化之缘起

中国近代社团文化缘起于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了救亡图存,提出了"合群救国"、"合力求知"的思想主张,并得到了进步的士绅阶层的响应.因此,在维新派的号召和组织下,从京师到各地,进步的士绅组织起来了数十个学会,封建传统的"君子不党"的藩篱因此而崩溃了.维新派开创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集会结社的先河,开辟了中国近代文化的新领域--社团文化.     

黄道婆问题再研究

宋元之际,黄道婆通过海洋平安地来往于海南与江南间,对这一现象的较合理的解释是人口买卖的结果。明代以来,她被官民推上庙宇祭祀的神坛,完全是江南籍士大夫因应当地商品经济发展及维护"女织"形象而刻意制造的结果,并由此强化了黄道婆是上海人的历史形象。其实,黄道婆的籍贯也不排除是海南人的可能。     

从开明专制、训政到新式独裁——兼论近现代中国对宪政民主路径的采择

近代中国围绕宪政民主路径的选择发生了三次论争。一是清末围绕“开明专制”的论争 ,论争双方都承认国民程度影响宪政道路的采择 ,但双方给出了不同的判断 ,共和立宪派更否定了依靠清朝统治者推行立宪的可能 ;二是民初围绕袁世凯专制行为展开的论争 ,论者较系统地批判了所谓的“开明专制” ,提出只有实行宪政民主才能促进国民程度问题的解决。在对中国宪政民主路径的采择中 ,孙中山的“训政论”日益系统 ;三是 30年代关于“新式独裁”的论战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新式独裁”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论清末民初士绅与江浙地方志的变化

士绅一直是地方志的主要编纂者。随着清末民初社会剧烈变动 ,江浙士绅开始转型 ,出现新旧兼学的新型士绅 ,其知识结构、思维视野及价值观念相应发生变化 ,新型士绅构成江浙地方志编纂的主体。在时事嬗递与士绅转型的双重因素影响下 ,江浙地方志从编纂理论、体例门类、编纂方式到方志内容 ,发生了自宋代以来最大的变化。而在经济发展与民族危机的刺激下 ,负有使命感的进步士绅促使乡镇志再度兴盛。江浙士绅与地方志的互动关系折射出清末民初江浙社会文化变迁复杂而丰富的面貌     

专制主义概念辨难

中国诸子百家之不同,不在于是否主张专制,因为他们都是肯定专制的专制主义论者;也不在于主张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应该专制,因为他们都认为专制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是应该的,他们都是永恒的超历史的专制主义论者。他们的不同只在于主张怎样的专制:是王道的、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还是霸道的、野蛮的、邪恶的专制主义?因此,中国专制主义便可以归结为两大混合类型:以孔子和儒家为代表的“永恒且开明专制主义”与以韩非和法家为代表的“永恒且邪恶专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