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与“开明人”

吴文化中的反抗精神、创业精神、敬业精神以及善长经商、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的意识,参与造就了开明书店;而开明书店以其先进的文化意识造就了具有民主意识、独立自由意识、开明意识、创新意识、效率意识的“开明人”;吴文化和“开明人”对我们至今仍有启示。     

科举之废与江南士绅之蜕变

晚清废科举兴学堂，直接的近因是西方列强欺侮中国所导致的民族危机感。科举之废，是晚清志士几十年“思变”的结果，但废科举之后所导致的结果则是出乎当初设计者的预料之外，即传统士绅阶层的瓦解蜕变，从而加速了清政权的灭亡。不仅如此，在后科举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群体，由于知识结构由“文”向“理”的转变，职业更加专业化，其关注对象也由宏大的社会人文转向具体的技术层面，这是废除科举百年之后值得深思的。     

科举制度的废止与乡村士绅的消逝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平衡的功能,它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起到了枢纽与调节的作用.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中国的乡村士绅阶层逐步消逝,并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它导致了乡村文化的断裂、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动、乡村在经济上对城市的依附性增强,这一系列影响使中国农村与城市差距不断拉大.     

民族旅游场域中新乡贤的成长路径与社区角色研究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了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变,创造了新乡贤培育的时代舞台。民族旅游场域培育出了多元化的乡贤结构,其中新乡贤可分为本土乡民类的"守土"乡贤、"返土"乡贤,以及旅游移民类的"外来"乡贤和"外籍"乡贤。尽管旅游新乡贤群体内部异质性较高,但持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个体都实现了向综合精英型乡贤的多级跳跃及角色转换。新乡贤在民族旅游社区中扮演着文化传承者、创业示范者、社区融合者和文化传播者等多重角色。同时,多元社区角色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是旅游新乡贤的基本实践;经济能人是他们的成长基底;文化代理人的公益性与经济能人的代表性打开了新乡贤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承袭了传统社会"国家-士绅-民众"中的中介角色,践行了新时代背景下"双轨制"的乡村治理道路。     

官场感情牌

正在清代的基层政权中,绍兴师爷常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地方政府的司法与民政发挥着重要影响。有时,一些高级官员也要借助他们的智慧来应对波谲云诡的官场。清末民初的政治家、文人刘成禺在他的《世载堂杂忆》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1888年,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荃手下有个江宁布政使(即"藩台")叫许振祎。此人曾以拔贡生的身份进入曾国藩的幕府,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之一。照理说,有了这样一层关系,曾、许两人应     

晚清绅商群体的社会构成辨析

晚清时期的绅商群体，并不能像不少论者所认定的那样，笼统看成是中国近代新兴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本文考察了该群体的历史形成，并通过对清末绅商群体社会构成的类型分析，揭示了传统绅商、正在演变中的绅商与新兴都市资产阶级化的绅商之间区别及不均衡分布。     

论陈毅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

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做好统战工作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论述了陈毅在华中抗日根据地争取、团结开明干绅的做法、特点、以及取得的巨大成绩，以纪念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并希冀对我们今天的统战工作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从贾母所定择偶标准看其开明婚姻观——兼论林黛玉婚姻悲剧产生的原因

在既往的红学研究中,多数论者认为,贾母是林黛玉婚姻悲剧的主要制造者之一。然而,从贾母为贾宝玉所定择偶标准来看,她的婚姻观是相当开明的,从未限制过某人的自由。对照宏著内容,她始终是林黛玉的呵护人。值得遗憾的是,她对林黛玉过分溺爱,缺乏必要的人生指导和培养教育,使其不良性格未得到些许纠正。林黛玉自身所具有的孤傲自许、目无下尘、褊狭尖刻、小性儿等不适应社会人生的乖张性格是导致其婚姻悲剧的主要原因。强加在贾母头上的破坏林黛玉婚姻的恶名应予洗雪。林黛玉自身极难适应社会人生的癖性可资后人镜鉴。     

《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台湾士绅阶层动向初探

《马关条约》签定前后台湾士绅动向为视角 ,探讨台湾士绅阶层面对割台危机所展现出来的不同抉择     

唐文治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纪念唐文治先生诞生一百四十周年

唐文治先生28岁中进士后,42岁历官至署理农工商部尚书.在职期间,忧国忧民,提出改革朝政之"万言书".任内兴利除弊,有利于国计民生.但其主要业绩,在于办交通大学13年,办无锡国学专修学校30年.特别是唐文治先生从小刻苦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并且亲自执教,耳提面命,学生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