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清代青海的士绅

关于清代士绅的研究要么以全国范围的整体研究为主,要么以江浙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区域研究为主,而青海作为西北边远贫瘠的民族聚居地,对该地士绅的记载见于数量很少的清代地方志等文献中。本文希望借助有限的资料来分析青海士绅的性质和特点,勾勒出清代青海士绅的概貌。此外,通过士绅参与地方事务的活动,分析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重点反映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问题再认识

在传统中国如何治理乡村的问题上,存在着行政强控制与乡村自治两种观点的分野.虽然它们都有一定史料的支撑,但传统社会变化着的治理形态不是可以仅仅凭一些不一定有代表性的个案来定位的.因此从传统文明的宏观结构分析入手,认清科举制度下文治礼教的“道统”、“治统”,一统王权为核心的小规模政府,较低赋税这三者与乡村社会建立在“社会文化网络”基础之上的自我治理间的关系,是我们对科举时代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性质、地位、作用作出定位分析的基础.以传统社会乡村自治为特色的华夏文明不仅达致了世界农业文明的巅峰,也蕴含有人类成功文明所具有的诸多共性.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述评

“开明专制论”是梁启超渐进改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开明专制”,就是国家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为最终确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创造必要的条件,梁启超对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艰巨复杂性的认识,是清醒而深刻的。然而,“开明专制论”又有浓厚的空想性和保守性。“开明专制论”虽未能给当时的中国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但在思想理论上仍有值得后人深思之处。     

论专制主义（上） ——专制主义概念

中国诸子百家之不同,不在于是否主张专制,因为他们都是肯定专制的专制主义论者;也不在于主张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应该专制,因为他们都认为专制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是应该的,他们都是永恒的超历史的专制主义论者。他们的不同只在于主张怎样的专制：是王道的、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还是霸道的、野蛮的、邪恶的专制主义？因此,中国专制主义便可以归结为两大混合类型：以孔子和儒家为代表的“永恒且开明专制主义”与以韩非和法家为代表的“永恒且邪恶专制主义”。     

绅权与中国乡土社会:鲁迅《离婚》的一种解读

关于鲁迅小说意义的阐发不能脱离对其所展现的社会空间的准确认知.借鉴社会史研究视野来认识小说<离婚>中的人物关系,爱姑与七大人其实处于乡土社会的绅一民关系格局中.围绕爱姑的婚姻纠纷调解事件,小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尤其是绅权的基础、特征与运作的过程.对于鲁迅小说中"士绅"这一人物类型及其嬗变尚有待系统研究.     

清初山东沿海卫所变革中的地方因素

对明清时期卫、所变革的研究,学者多是将其归因于国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卫、所地方势力的意愿和诉求,亦忽略了此类地方因素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以及对卫、所命运的作用。本文通过研究清初山东沿海地区卫、所裁撤个例,从史料文献中发现卫、所地方势力在卫、所废存问题上与国家统治者存在意见分歧;通过不断博弈,下层地方的意志最终在卫、所变革中得到了体现,反映出地方权势对国家决策的影响不可忽视,对卫、所的变革起着关键作用。     

《将饮茶》的喜剧精神书写

杨绛的散文创作有一种达观超然的文字书写,可以称作喜剧精神。《将饮茶》这部文集中,杨绛将她的种种悲欢离合叙述得云淡风轻,幽默有趣。读者在会心一笑之余也能咂摸出她这种隐身在混乱时代的大智慧。自由开明的家庭氛围培养了她的聪明自信与豁达。从小受儒佛道的浸染,她用隐身衣哲学和喜剧性的眼光去应对时代的荒诞。     

尧舜故地——明代山西平阳府州县方志纂修的文化现象学探析

把当地说成尧舜故地,是明代山西平阳府州县方志纂修中存在的一个普遍文化现象。但我们不能把方志中的记载仅仅作为既定的结论,而应将其作为可以进一步分析的文本。在晚明民族矛盾激化和皇权专制的双重矛盾中,地处山西平阳府的士大夫之所以非常一致地强调这里是尧舜故地,一方面是在极力彰显该地域汉民族发源地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们在专制皇权下极力表达致君尧舜的苦盼。这反映了地方士绅在不断变化的国家话语中灵活阐释传统文化,在观念上重塑地方形象和强化地方认同的一种积极努力。     

台湾建省前后国家与巨族的互动 ——以台湾板桥林家、雾峰林家为研究对象

台湾建省前后的19世纪70-90年代,台湾巨族板桥林家、雾峰林家等相当活跃,成为国家与大陆移民、原住民对话、沟通的中介.围绕财政、兵源、水利诸问题,巨族士绅或输财物、或组土兵、或修水圳,为台湾建立行省、抗御外敌、开发建设出力尤钜.当然台湾巨族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以"国家--社会"理论观照这一历史过程,可以认为台湾建省前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是良性而富有成效的,这与大陆的同时代情形迥然异趣.     

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

1905年的废科举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广泛社会后果。在乡村造成办学主体由私向公的转变,减弱了民间办学和就学的积极性。新学制对贫寒而向学之家的子弟有所排斥,导致乡村读书人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而乡民对新教育传授的“知识”却不那么承认,使新学生在乡村中不受重视,流向城市寻求发展。乡村读书人心态也开始转变,厌弃固有生活,甚至轻视农民。随着城乡的分离,在都市中游荡的知识青年和失去读书人的农村都成为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