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角下审计问责制问题探讨

审计问责作为一种监督公权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加强政府责任、实现国家良治，因而成为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工具。当前我国审计问责制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法规和问责信息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审计问责制度，这样对促进政府达到良治具有重要意义。     

为“问责”走向常态叫好

正近年来,有不少地方党政机关先后推行党员干部问责制,对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恪尽职守、奋发有为、造福人民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也有些地方推行问责制雷声大,雨点小,或"问责"于一时,缺乏常态化。人民群众期待的是能让"问责风暴"走向常态,而不是"一阵风"的形式主义。     

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作用与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

立足COVID-19情境,以1169名公务员为研究样本,运用层次回归方法,实证考察了基层政府公职人员问责不当性感知与其避责行为意向的关系及个体公共服务动机和风险感知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和调节效应.结果显示:问责不当性感知能够显著影响公职人员的避责行为意向;公共服务动机在问责不当性感知和避责行为意向互动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风险感知在问责不当性感知与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厘清中国情境中基层避责行为生成过程及其作用机理,助推政府问责制度改革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问责的概念与模式

本文探究了问责的词义和词源、问责的两层维度、问责的多重语义和问责的模式等具体问题,试图通过梳理,为问责制度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中国特大安全事故政治问责:影响因素及其意义

自2003年起,中国特大安全事故的问责制度初步形成。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既可能源自政治体制内行政管理改革的需求,也可能来源于社会公众对公共机构的要求和压力。基于对2003—2007年间84个特大安全事故案例的实证分析结果可知,来自社会的压力是推动2003年之后中国政治问责变化的主要因素。该结果从三方面反映出我国近年来政治生态的变迁:(1)媒体参与对政府的监督,在"舆论监督"功能的脉络上,发展出问责的功能,从而开始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显现作用。(2)问责动力机制的历史性变化,表明我国国家—社会正在建构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3)媒体成为问责动力机制中的新结构性元素,表明我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跨进了一大步。此外,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媒体进入问责动力机制还处于起步状态。     

异体空间新设计思维刍议

从设计与思维的角度看,艺术设计的创意往往是多种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设计思维是设计师灵感与直觉的源泉,在整个设计中起重要作用。设计师通过异体空间的设计思维,改变习惯性思维,突破"心智的枷锁",可以使设计更有创造性、独特性。     

洋快餐供应商使用变质肉当问责监管失职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与国外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也正因为如此，不在少数的企业对内、外销产品实行双重标准，对出口产．品质量高标准严要求，对国内销售产品则要求不严、质量不高。相关企业使用过期变质肉类的行为虽然隐蔽，但是新闻媒体记者既然能够发现，相关职能部门显然没有理由不能发现。所谓企业危害食品安全行为隐蔽，不能成为相关职能部门监管失职的理由。     

实行企业党员干部问责制,密切党群关系

新形势下企业党的群众工作内容日趋复杂化,企业党的群众工作对象的多元化、主体的退滞化、方法的多样化以及内容的复杂化,迫切需要探讨出企业基层党组织新的群众工作方法。     

土地行政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研究——基于首次土地行政问责73个案例的分析

为遏制土地违法,规范土地行政行为,我国建立并实施了土地行政问责制。在研究2011年首次土地行政问责官员后续发展情况时发现,73名官员已悉数复出,但存在复出时间模糊、复出过程不透明、复出门槛低等现象。而这些现象反映出当前我国土地行政问责制度不完善、官员复出机制及相关配套机制不健全、官员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土地行政问责官员复出不规范不仅会降低土地行政问责的惩戒、警示作用,更会使公众对土地行政问责制失去信心,从而削弱政府公信力。因此,应通过完善土地行政问责制度、健全官员复出机制及相关配套机制、增强公务员的责任意识等措施,对土地行政问责官员的复出进行规范管理,以此来增强我国土地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及有效性。     

生态问责制的“中国道路”:过去、现在与未来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生态治理和责任追究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生态问责制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根基,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党中央的持续探索构成了中国特色生态问责制的实践基础。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问责制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但在实践运行中也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程序模糊和问责覆盖面不全等现实问题。未来应通过拓展问责主体边界、前移问责关口、规范问责程序、强化问责信息公开和问责评估等渠道,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建构和完善生态问责的多元参与机制、全面覆盖机制及科学的评估机制、运作机制与信息公开机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生态问责制的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