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女性文学中"疯女人"形象之比较

英国十九世纪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和中国清代女作家丘心如的弹词《笔生花》,都不约而同地塑造出遭到父权制家庭残酷镇压的“疯女人”形象———伯莎与沃良规。在人物关系和情节结构上,“疯女人”们与独立女性同处于一个婚姻家庭,兼具“情敌”与“同谋”的双重作用。这种矛盾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表现出十九世纪女作家们在传统内打破传统的“诡辩法”:她们一方面依然摹仿着男权中心话语丑化“疯女人”,另一方面暗中借助“疯女人”表达对父权制婚姻家庭的批判与反抗。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伦理思想述论

乌江流域世代杂居着土家、苗、回、彝、瑶、侗、布依等30多个少数民族。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和睦相处,相互促进,同时又保留着各自的语言文字、婚姻生活习俗和婚姻家庭文化传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独具本地少数民族特色风情的婚姻家庭伦理思想。梳理这些思想,对加强本地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伦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宏观架构与立法审思--关于婚姻家庭制度的完善

婚姻家庭制度的完善,不仅需要解决立法技术问题,更需要解决立法观念与立法意识问题.要使<婚姻法>成为具有前瞻性、适用性、科学性的法典,则须认真思考如下问题<婚姻法>以独立法典的模式出现,既可兼顾立法传统,又能顺应制定民法典的趋势;确立婚约制度,不仅是婚俗生活的要求,也是完善婚姻家庭立法的要求;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对婚姻自由原则的补充,有助于对善意当事人权益的维护;建立完备的亲权制度势在必行.     

拯救亲亲恋人,打工仔谱写剜心之爱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一位哲学家问。是金钱、财富;是名誉、地位;是“得不到”和“已失去”……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但没有一个人的回答令哲学家满意。那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人们问。“是眼前你能够把握的幸福!”哲学家说。     

如何理解现代女性的阿喀琉斯之踵

现代女性运动的声音高亢,但似乎又陷入僵局。分析现代女性追求背后的理论谱系能让我们看清这一僵局的内在困难：从早期的互体性共存到后来的殊异性彰显,对无限性自由和激进性殊异的追求使得一些现代女性陷入不断被动走向无情与极端化的悖谬,现代女性受到越来越多质疑与争议的同时自身也不断远离幸福。要走出这一困境,现代女性值得尝试突破将目光仅仅锁定在身份政治或彰显殊异性的层面,而首先回到激发并葆有吸引力的情感本身——正是这一自然的情感才有可能在抛弃了古典自然目的论的现代社会中为现代女性提供赢得幸福的自然尺度,也是挽救现代女性于贫瘠干瘪之理论言说的可能的活力之源。尽管这一情感研究的视野本身也在经受现代性问题与人性现实的敲打与拷问,但至少能够给现代女性提供一面自我透视的棱镜,从而更进一步理解现代女性面临怎样的生存困境。     

毛泽东的早期婚姻家庭观

毛泽东早期提出婚姻要以恋爱为中心 ,实行婚姻自由 ;进行彻底的家庭革命 ,争取子弟完全的人格独立 ;提倡女子自立 ,提高妇女在婚姻家庭社会中的地位 ;倡言改革婚制 ,婚姻的迷信应该首先打破。其斗争锋芒直指中国数千年延续下来的整个封建伦理道德 ,对封建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和旧的婚姻家庭观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成为“五四”     

婚配实践的个体本位：农村“老实人光棍”的形成机制

老实人光棍是当前农村一种新型的光棍，这类光棍群体的出现是农村婚配实践变迁的产物。婚配实践包括婚配权力和婚配能力两个重要变量。在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婚配实践的主体发生变迁和分化。其中，婚配权力的主体逐渐从父代向子代转移，子代个体的婚配意志凸显，父代成为退居于后台的支持者；婚配能力的主体日益从家庭整体转向子代自身，子代的个体性禀赋在婚姻达成中愈益凸显，因而婚配实践呈现出个体本位的特征。当年轻人主导婚配权力之后，其个体性的情感偏好和交往能力直接影响了婚配对象的选择。那些太老实、不善于与女孩子交往的男性很容易成为婚姻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极可能面临打光棍的命运。可见，当前的婚姻市场竞争不再是局限于以父代为核心的家庭经济竞争，而是扩展为子代的个体性竞争，后者放大了个体性因素的婚姻市场分化效应，“老实人”群体沦为光棍的风险显著增加。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妇女婚姻家庭观念的重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以改造封建家长制婚姻家庭关系为突破口，推动乡村妇女争取解放，动员乡村妇女参与革命。为引导广大乡村妇女在婚姻家庭关系变革中发挥主体作用，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大力批判封建习俗，传播“妇女放足”与“婚姻自由”等新观念，催生了乡村妇女走出旧式家庭的权利意识。在离婚潮兴起之后，边区大众化的司法实践对乡村妇女滥用离婚自由的行为进行了矫正，同时，党以“家庭和睦”和“婚姻自主”的新口号引领乡村妇女参与新式家庭建设。在此过程中，乡村妇女的主体性逐渐生成，她们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和诉求，通过建设新式家庭参与了革命。     

个体解绑：农村自由恋爱式早婚兴起——基于西南C村的田野调研

立足西南C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现代和传统双重力量的作用下，个体从家庭、社会和法律中解绑，形成了青年人的自由恋爱式早婚。具体机制如下：低升学率产生了一批不读书、不就业的“空窗”青年，他们在手机网络的影响下形成了开放的性观念；在城市娱乐消费经济中获得了丰富的恋爱交往和发生性行为的机会；在当地相对独立的代际关系文化下拥有了婚恋自主权；在重生育和低成本的婚姻文化传统下选择了“怀孕就结婚”。当地早婚多以跑婚和离婚结束，如何加强学校教育、家庭发展与社会就业的有效衔接，让西南农村青年能够获得更多实质性的发展机会，是破解早婚及其带来的家庭和社会风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