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文学形式论研究

文学形式是诗学范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文学形式问题的认知关系着一种诗学形态对文学本质、发展规律等重要问题的判断。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的契机正是胡适等人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格律诗学在语言和文体方面对文学发展之束缚,从而提出了革新中国文学的必要性。受其影响,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亦在汲取和整合中西诗学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从"内形式"和"外形式"两个方面来重新建设新的文学形式。     

藏族诗学的文体论

藏族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多方吸收了汉地和印度的文论思想,特别是受到了印度诗学的影响,形成了具有自身理论特色的文体论。藏族文体论在文体分类上根据诗歌的音节和韵律把诗分为诗体、散体和诗散混合体三种文体,又从结构上对自解式、通类式、仓储式和集聚式四种类型做了详尽的阐述。藏族文体理论的特点在于:文体分类上坚持从外形式上划分文体的类型;文体论述上采用诗、散和例结合的结构方法;文体研究上以藏族的文学实践阐释和发展《诗镜》文体理论。     

非指喻非指：《庄子·齐物论》中的证伪逻辑和认识论

庄子在《齐物论》中首先通过证伪逻辑的论证,指出了公孙龙《指物论》《白马论》中论证逻辑的缺陷,还反驳了名家的"坚白之辩"和"名实之辩"。在此基础上,庄子进一步对名家的世界图景的建构方式提出了质疑,指出:通过分析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建构概念化的世界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认识的悖论;最后,庄子论证了"知通为一"以达"天籁"的认识论理想。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从《指物论》和《坚白论》看公孙龙的语义学思想

《公孙龙子》的诞生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该著作包含了与当今相似的语义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区别了指认对象与指认结果不同,客观事物被指认后内化为精神意识范畴的内容,语义存在于人的内部世界。其次,认识到了人的感觉器官是外部世界内化为语义的重要途径,并有了初步的语言分类雏形。最后,围绕"物""实""位""名"四者关系形成了独特的公孙龙语义学体系,对先秦时期语义研究乃至语义学整体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模因论翻译观及其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以《孔乙己》杨宪益夫妇译本为例

翻译模因论对翻译实践有较强的启发作用。借助翻译模因观,应用切斯特曼提出的五种翻译超级模因,探究《孔乙己》杨宪益夫妇译本的翻译情形可见,译本所采用的策略和方法较好地实现了切斯特曼提出的五种超级翻译模因在汉英翻译中的恰当转换,从而保证了较高的英语译文质量。这一结果也证明,在汉英翻译中对翻译模因（尤其是五种超级翻译模因）的恰当转换是保证译文质量的关键一环。     

“知识与经验”对教学论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影响研究——兼论教学论的本质问题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阅读梳理,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对教学论中一对典型的矛盾——“知识”与“经验”进行了初步的剖析、审视与思考。在理论层面上笔者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角度简要分析了此对矛盾对教学论理论研究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并在实践层面初步分析解读了教学论实践领域中存在的两种偏颇现象——将特定种类的教学内容与学习方式挂钩、中小学教学的过度“学前化”、“大学化”,进而借助此对矛盾在理论与实践的作用表现,通过梳理分析、演绎推理的方法上升提炼出了教学论的本质问题：“既定”与“未定”,以期许为教学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者带来一些新的思考与启发。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混合式教学理论与实践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特点与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有高度的契合性,该课程混合式教学体现了灌输启发统一论、接受与态度改变论和素质素养要素论的要求。线上教学重在对“五观”“是什么”的灌输,线下教学重在对“五观”“为什么”的启发以及对“五观”情感的培育。通过混合式教学可使学生改变错误的态度,确立正确态度,接受“五观”并内化与其相应的意识,为提升运用“五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