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利弊得失： 基于土司制度的分析

边疆治理是历代中央王朝的一项重要任务和难题。借助"成本—效益"逻辑可以有效解释封建王朝时期国家在治理边疆问题时左右摇摆的政治态度。当治理边疆的效益大于成本的时候,统治者会进行积极治理,反之,则选择消极治理。国家治理成本包括官吏雇佣、地方治理、军事管理、封赏等,效益则包括稳定、贡赋、珍稀资源攫取、"天朝心态"的满足等。     

兰州—西宁城市区域人口密度梯度变化及内在机理研究

基于SNEF的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揭示兰州—西宁城市区域的人口密度梯度变化,进而探讨人口集聚与扩散的趋势,并建立多元回归方程来解释中心城市人口密度梯度变化的内在机理。区域密度函数的估计结果显示,兰州—西宁城市区域存在的兰州市、西宁市与临夏市三个人口高密度中心表现出不同的密度梯度变化特点,也反映出不同的人口集聚与扩散趋势。兰州市与西宁市呈现出密度梯度上升,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而临夏市密度梯度下降,表现出人口向外扩散的趋势。通过岭回归建立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密度梯度变化主要受城市规模、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交通可达性等因素的显著影响,第一从业人员比例、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以及生态环境质量对于密度梯度变化的影响不显著。     

数字经济创新中的“科林格里奇困境”及其规制

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亦然。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我们既期待创新,又警惕创新带来的意外风险。创新是面向未来的冒险,规制者在事前很难预测创新的方向,事后又难以承受不可逆的意外后果,这样的两难困境使规制决策困难重重,这是“科林格里奇困境”的再现。作为应对之策,先鼓励—后治理的静态规制思维难以匹配数字经济的动态发展规律,中国应摒弃这种两阶段的市场规制模式,代之以创新与规制同步进行的动态规制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策划创新模型有可取之处。该理论模型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偏差问题,可借助动态的规制体制及其信息反馈系统加以缓解。未来我国应在法治轨道上构建动态化的规制体制,以动态的规制标准引导高质量的创新,并运用创新成果反哺规制体制,确保市场规制法适应数字经济的动态发展。     

产业间信用风险的测算

文章从信用风险对制造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出发,以Battese和Coelli的随机边界模型为基础、研究中国制造业在2002-2008年间的企业主要信用指标对经营绩效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举债数量、应付利息和应收帐款周转期限都会影响经营效率;企业拥有充沛现金流将使信用风险降低,亦提高营运绩效。总体发现信用风险对中国制造业营运效率成反向关系。     

阈值协整中内生性解释变量下参数推断的比较

在阈值协整解释变量具有内生性下,OLS估计量具有非标准的极限分布,大大妨碍了协整参数的约束性检验。文章利用三种修正的估计法——FM—OLS、CCR和DOLS来估计阈值协整参数,并据此构造相应的约束性检验统计量,这些统计量都具有标准的极限分布。通过Monte-Carlo模拟,发现OLS估计量的分布不随样本容量增大趋于正态分布,而FM—OLS、CCR和DOLS都呈现出趋于正态分布趋势,其中FM—OLS趋于正态分布所需要的样本容量最小。模拟中也发现FM—OLS外,其他所有t统计量都有严重的过度拒绝原假设概率,FM—OLS法在样本容量较大时有过度接受原假设倾向。     

多重身份VS·单一认识——读《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

1944年,在印度,一位名叫卡德尔·米亚的穆斯林劳工,在去挣钱的路上,被“一群素不相识,以前连正眼都没瞧过他的人”砍死,行凶者是印度教徒。这只是当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冲突和大屠杀的普通一幕,却给目睹惨景的11岁的阿马蒂亚·森留下长久的困惑。米亚仅仅因为一种穆斯林的身份被杀,身份引致暴力,为什么？这种困惑在森成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后的一次经历中再次出现。过海关时,     

基于“项目引导—任务驱动”的课程教学模式应用研究

从目前培养高技能人才需求入手,以《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器》精品课程建设为例,探讨了基于项目引导—任务驱动的课程设计思想与教学模式。从实践效果来看,基于项目引导—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较之传统的课程教学模式更符合高职教学规律,符合当今高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政治话语中的女性身体——以十七年文学中的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为例证

1950—1970年代农业合作化小说中婚姻不幸且有道德瑕疵的贫苦妇女是一个特殊的形象群体。这个时期的农业合作化小说文本通过对这一形象群体的命运设计、情节安排、结构组织和叙事者声音等手段,在政治与女性身体之间建立起有明确意义指向的批判关系,将身体话语编织到政治话语中,全方位实现了女性身体的意识形态化。     

暴力的弱者:对传统纠纷解决研究的补充——基于东北某市监狱的实证研究

民间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是法社会学的重要课题及研究国家—法—社会关系的有力切入点。传统纠纷解决理论重点探讨纠纷如何被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模型。东北四所监狱的调查数据显示:存在被既往理论分析长期忽视的一类纠纷,它们无法被例行化的解决手段所消化,最终溢出纠纷解决机制之外,成为国家暴力治理的对象。这类纠纷不能被消化往往是出于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原因;其中很大比例属于上行纠纷,发生在相对经济地位较低的服刑人员和相对经济地位较高的受害者之间;大部分纠纷的行动者对于法律之外的制度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存在普遍的不信任,也缺乏参与感。这一类纠纷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国家—法—社会分析模式提出了挑战。     

社会运行亚稳定态及根源探微

社会是一个大系统.社会系统中子系统或要素受损导致社会巨系统运行失衡、使社会运行处于亚稳定状态.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没有形成根本性对抗总形势下出现的社会矛盾增多、群体性冲突频发等现象是社会运行亚稳定状态的表征.运用实践论探析这种亚稳定态的深层根源,辩证看待社会运行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范畴之间的矛盾运动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期间的作用形式,对于处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防惠于未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