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赋变《诗》效物与诗赋二体的分异趋同

文体的演变一般在源起之初就孕育了体格特征、发展倾向、内在局限等重要命题,诗赋二体的复杂关系可以从这一视角入手考察。首题赋名的荀子《赋篇》及其创作情况表明,赋只有在功用层面是从“用《诗》”中分化而来,在命名、文本形态的构成等方面与之并无质的关系。荀赋立体要在“变《诗》”而“效物”,前者是表象,后者是关键：其句式的构造表面类同《诗》四言,实际上取自《老子》以下的散句而具有与之疏离的意味;其立体的本质在于升格和拓展《诗》之手法,形成以铺陈原则规限物事题材这一独特而具包容性和吸纳力的文体特征,以此与形式立体的诗相分异而判然两途。同时荀赋立体的复杂情况也为赋的诗化和二体趋同提供可能,主要表现为“以体物为铺张”使得赋在演进中发生了功用性批评的文体位移。     

新旧之间:论俞明震的诗歌创作

俞明震作为近代著名诗人,其诗歌在新旧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具有某种典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俞明震写景颇负盛名,其笔下以“有我之境”为主,景物多为互动的对象;在继承宋人“以议论为诗”的轨辙时,表现了思考中的深刻与迷茫;而他苦吟之作所呈现的局限性,也为讨论传统诗词的困境和文学史的发展演变提供了角度和空间。     

中国诗电影探幽—比较视阈下的诗影共谋

在电影《妖猫传》中,文学与电影叙事融合与互动。《长恨歌》作为该电影的背景文本,其诗歌意象的电影表现能越过影像本身的叙事性-诗性之争,引领我们考察电影诗性再阐释的潜质。在现代诗人洛夫的同题诗中,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长恨歌》中频繁出现的芙蓉意象被具有异质性的蔷薇意象所取代,喻示其影射的杨贵妃形象由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体系转向中国当代诗学话语体系的蜕变;而在电影《妖猫传》中,两种花意象相互交缠,凭借《长恨歌》文本的文学叙事性与影片镜头语言的非叙事性共生为一种突破载体意识的诗性,进而实现一场模糊载道与言情之界线、回归本土形象思维的诗影共谋。     

白居易闲适诗渊源探析

闲适诗在白居易诗歌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闲适诗中通过琐细生活描写和平易风格表达了应对人生的态度。从中唐整个社会环境和白居易自身特点来看,中唐社会政治、社会风气、儒释道思想、官僚文人普遍的社会心理和陶渊明等魏晋以来的隐逸思想,以及职官、园林、洛阳地域个性等外部诱因都对白居易闲适诗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李善《文选·咏怀诗注》中的旧注问题

南朝学者颜延之和沈约都曾注释过阮籍的《咏怀诗》,《文选》收录《咏怀》十七首,李善为这组诗作注时,即以颜、沈旧注为基础而稍加补充。按照《文选注》对采用旧注的体例规定,《咏怀》十七首每句文下按颜、沈、李的顺序出注,颜注不题注家,沈注题沈曰,李注题善曰,三家注文条序井然,各不相混。宋人合并李善注和五臣注时,误将不署名注当作善注,在这些注文前都补题善曰。这个错误直接导致了后世对《咏怀诗》颜注面貌的认识混乱。     

品赏古今读书诗

书籍是登高望远的阶梯,是指导人生的良师益友,是传承人类文明的载体。古今名人写下了不少读书诗,鉴赏这些读书诗,能给我们有益的启迪和教育。     

论池田大作“新的文艺复兴”思想

池田大作的"新的文艺复兴"思想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唤醒诗的结合力来整体性的感悟生命,二是文学要"写真实",三是文学要"逼近民众的原像",四是重建文学的"叙事力量"。池田大作的"新的文艺复兴"思想不仅是在文学领域内的思考,而且上升到了整个新世纪人类文明建设的理论高度。     

钱钟书美学观二题

钱钟书美学观之一是＂诗可以怨＂,并把它看作是＂历代文学主流＂,他认为中国文学史上成功的、重要的作品极少是＂歌功颂德＂的。因此,古人把＂诗可以怨＂作为检验作品优劣的标准。钱钟书的＂诗怨＂说中还集中揭示了＂怨＂诗中的人性心理和社会心理内涵。钱钟书先生对喜剧没有专门论述,但却重点论述了决定喜剧价值的＂笑理＂,钱钟书先生认为：＂不亵不笑＂＂、亦尚中笑理＂是＂核心明确而边围含混＂的朦胧区域,它是审美快乐的最佳境界。＂尚中笑理＂的笑的艺术作品不管经过多长时间的推排,都不会丧失笑的审美价值。     

“隐逸诗”辨:从田园到山水——以陶渊明、王维、谢灵运为人物表

“隐逸诗”作为主题学范畴,其所包含的文化史信息或价值底蕴,远非“田园诗”、“山水诗”这对题材学概念所能替代.或曰,作为“隐逸诗”人的道德自律程度,要比一般“田园诗”人暨“山水诗”人来得自觉乃至卓越.“隐逸诗”人所亟需面对的首先不是怎么写“田园”或“山水”,而是对日常人生取何种活法才真正令己安魂.故从历代诗章可辨陶潜如何“弃官而隐”、“隐而欠逸”、“不逸乃隐”;王维则“先官后隐”、“亦官亦隐”、“亦隐亦逸”;而谢灵运只是“误官纵逸”、“逸而非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