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案件执行实务问题

人民法院的执行,是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义务人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以及其他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的司法活动.其任务和目的是依法强制义务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保障权利人的权利得以实现.在房地产案件执行实务过程中,由于房地产自身在财产价值、使用功能、取得程序等方面存在其特殊性,所以执行时应根据其不同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和方法,以达到最大保护相关权利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的程序完善路径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的程序对于规范强制退出行为、防止行政权滥用、保障行政相对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实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制度立法目的等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原文化部2008年颁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修订颁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在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条件基础上,进一步建构了较科学理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机制程序,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行为提供了操作性准则。但该《办法》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程序的规定有一定疏漏。立法的疏漏不仅影响了强制退出行为的高效理性展开,也悖离了程序法治原则的基本诉求。应在实践检视基础上,以行政程序法治原则为准绳,进一步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的程序,实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程序法定和程序公正。     

独任制扩大适用的运行困境与优化探索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其中一大亮点就是扩大了独任制的适用范围,其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案件可以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将独任制适用范围突破审级扩大至二审程序,第四十二条则对独任制的适用规定了例外情形。但是,目前立法和司法运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应进一步明确独任制普通程序的适用范围、完善独任制与合议制的转换机制、规范二审独任制的适用程序并保障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让独任制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中不断展现新的活力和优势。     

论竞争法上当事人的确定

竞争法案件中,当事人的确定不仅关系到明确权利、义务、责任的承担者,而且是评价市场力量的重要前提,只有在确定了当事人以后,才能进行市场力量的计算,从而评价各种限制竞争行为的后果,判明其违法性。而如何在具体竞争案件中确定当事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文针对竞争法的主要领域,即限制竞争协议、支配地位滥用行为以及企业合并情形下当事人的确定规则,进行深入分析,而尤以企业合并情形为重点。在英文中,各种竞争案件的当事人往往称作“undertakingsconcerned”,我们在此将其称作“所涉企业”。     

文旅合并背景下:大运河沿线博物馆发展建议

随着文旅合并政策出台与博物馆事业快速发展,博物馆在文化保护传播方面的作用愈发突出。近年来,为加强对大运河文化的发掘保护,运河沿岸城市新建多种主题博物馆,但此类博物馆容易存在展览内容单一,缺乏自身特色等问题,亟待思考解决。本文将从运河文化与博物馆发展等方面展开,提出大运河沿线城市博物馆发展建议,促进运河类博物馆发展完善。     

论海事强制令的实施和执行

我国海事强制令制度中关于海事强制令的实施条件和执行措施的规定存在一些缺陷,在完善该制度的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海事强制令的实施不应以被请求人违法或违约为条件,而主要考虑申请人是否有一定的胜诉可能并能够提供适当的担保,以及被申请人能够提供的反担保。对于海事强制令的执行,应从禁止被申请人变更系争物现状、命令或禁止被申请人为一定行为、禁止被申请人设定、移转或变更船舶上的权利等三个方面考虑。     

我国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困境及应对

“环强险”需要在预防原则的指引下发挥事前救济功能,确定其适用范围并有效应对道德风险。在“环强险”保险合同成立之前,保险机构的定价应建立在对投保企业进行专业风险评估的基础之上。投保企业的环境管理水平、环境风险水平甚至经营状况都会影响保费定价。实施“环强险”实质上促进生产企业选择较为清洁的能源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从而达到降低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效果。     

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倾向产生的学理逻辑

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倾向的形成决非偶然,它是西方文学批评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其生成、发展的学理逻辑。本质而言,"强制阐释"是20世纪西方文论"理论的批评化"的表征,而从文学阅读——文学研究——研究文学的志趣转移则为理论介入批评实践提供了航标,"影响的焦虑"及读者意识的崛起强化了批评主体的创新意识和参与价值,话语文本观念的强势生成及深远影响则为阐释的意识形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文化语境、批评主体、文本等因素形成的"合力"推动了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大行其事。     

互联网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认定及其法律规制——强制不兼容的类型化视角

近年来,国内频现互联网平台滥用相对于上下游企业或终端消费者的竞争优势,裹挟进行强制不兼容的行为,对行业发展、社会公共利益和相关方合法权益均造成严重损害,有必要对其予以法律规制。由于互联网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具有诸多有别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特质,对该行为认定的范式应有所更新,其中依赖性认定是关键;认定重点应置于对相关主体间依赖性及滥用行为的考察上。鉴于我国现行法律尚不完善,宜采用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主、《电子商务法》等相关行业监管法为辅的规制方法;而且要在将该行为定性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基础上,考察互联网迥异于传统领域的诸多全新特质,多维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统合协调好不同条文间的关系,以使规制效果最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