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协议”: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一种变革

2012年1月1日起开始生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专门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可以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这是对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一项变革。本文试就此提出一些见解。     

精神病患者强制送诊问题研究

基于病人自决权的有限性和社会危险防控的必要性,对精神病患者强制送诊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但由于我国精神卫生立法的滞后,强制送诊不仅缺乏合法性依据,甚至沦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工具.通过考察域外强制送诊的立法经验,我们认为应当以正当法律程序为中心来建构我国的强制送诊制度,从而实现保障医疗人权和社会危险控制二者之间的平衡.     

公共政策视域下的强制缔约

强制缔约制度是现代契约法为践行契约正义而对契约自由进行的归位性限制,其存在领域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范围并不具有对应性,民生依赖和公共政策需要才是产生该制度的直接动因。在实务和学理认识中,应将强制缔约和其他性质法律关系的区别予以澄清,对强制缔约的学术分类进行科学认识有助于准确司法。     

我国受虐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困境及出路分析

近期我国虐待未成年人事件频发,过往事后治理模式不利于实现对未成年人的保障,故需要探索建立事前和事中防止未成年人受虐的治理模式。强制报告制度的建立是国家发现和干预虐待未成年人事件的第一步,但我国目前报告主体的范围过小、应予报告的内容不明确、报告的时限和受理机关的规定不完善、报告责任形式未予细化,需要进一步对上述问题进行完善。     

民事诉讼审前准备序的完善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对我国民事施诊审前程序进行重新探讨已进入紧迫性阶段。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作为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庭审以及当事人的实体、程序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众多专家和学者也都提出了自己见仁见智的观点。笔者通过研究我国和外国的一些制度，提出了“预审制＋被告的强制答辩＋证据的灵活开示”相结合的制度。     

我国构建强制起诉制度之理论探析

强制起诉制度之功能在于提供一种特别监督,以使不服起诉处分者有请求法院救济的途径,让法院介入审查检察官的不起诉权限。日本的准起诉制度及我国台湾地区的交付审判制度与缘于德国的强制起诉制度相似。我国公诉转自诉制度存在制度被空置,自诉制度理论混乱等问题。故应当在充分论证我国建立强制起诉制度各种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域外立法,改革我国公诉转自诉制度,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强制起诉制度。     

我国上市公司分红现状与强制分红政策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上市公司分红状况一直为业界所诟病。为根治这个问题,证监会提出要实施强制分红政策。本文从我国上市公司分红现状及其原因开始分析,进而研究了进行强制分红对我国上市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并探讨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在实施中的需要注意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生命伦理视域下我国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尊严问题

当前，我国实行强制隔离戒毒的效果并不理想。从生命伦理学的视角看，强制隔离戒毒长期限制戒毒人员的人身自由，戒毒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医疗救治得不到保障，有偿劳动难以落实，从而严重伤害了戒毒人员的心理尊严、生命尊严和劳动尊严。进行有尊严的戒毒改革，需变强制性、大规模隔离戒毒为自愿的、社区服务治疗为主的小规模隔离戒毒，变劳动康复与社区戒毒就业安置为行为治疗及与社会接轨的职业技能培训，并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鼓励其参与正常就业竞聘、实现自我价值，以保护戒毒人员“做人”的尊严和生命尊严，重塑戒毒人员的社会尊严和人格尊严。有尊严的戒毒将成为未来社会戒毒的主导模式和戒毒改革的努力方向。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掩饰效应”和上市公司崩盘风险——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DID-PSM分析

坏消息的隐匿和积累会引致崩盘风险。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如何影响个股股价崩盘风险?中国监管当局强制要求部分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试图减少信息不对称,理论上有助于降低崩盘风险。我们采用双重差分(倾向评分)匹配DID-PSM方法,分析发现强制披露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大了崩盘风险。基于这一金融异象,本文提出了社会责任的掩饰效应假说。如果经理人代理成本足够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以被企业用来掩盖粉饰企业运营中的问题,这样,经理人道德风险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存在正相关关系。我们进而发现,如果股东和经理人利益相对一致,经理人监督机制相对健全,抑或财务信息足够透明,那么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关系不再显著。     

医疗行为的正当化研究

正是基于对人的自我决定权的尊重,"患者的意思是最高的法",患者的同意成为阻却医疗行为违法性的根本事由.有效的患者同意,应当是由患者本人(或者其监护人)以表达于外部的方式,在医疗行为实施之前作出;同意蕴涵了"接受"或者"拒绝",指向的是医疗行为及其结果;同意只需出于患者的自愿即可,并非必定理性.欠缺患者同意的医疗行为包括强制医疗、紧急医疗和专断医疗,前两者的正当化根据分别是公共利益和推定的患者同意.至于专断医疗,少数国家规定了专门罪名,有的国家作为伤害罪处理,而大多数国家则认为不成立犯罪,我国现阶段不宜将专断医疗入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