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

1989年中国《行政诉讼法》确认了行政强制执行双轨制模式,并在2000年的《行政诉讼法解释》、《行政强制法》以及新《行政诉讼法》中得到延续。然而,双轨制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引发了行政与司法的混乱、行政效率降低等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角度来看,在明确行政强制执行的内涵、认清其性质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革。构建"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原则、以申请人民法院为例外"的执行模式,同时在行政主体内部设立独立的行政强制执行审查决策机构对行政强制执行权进行规制,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有效且可行的方案。     

国外养老金投资:盈利求稳不求多

事实上,安享晚年,不仅是个人也是各国政府关注的问题。而如何科学地管理、投资养老金,亦成为全球性课题。在芬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养老金投资大多遵循盈利不在多而在稳的原则,为居民晚年生活保驾护航。而这些国家的做法,或许能给正在抓紧制定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方法的中国一些启示。澳大利亚:可自行管理养老金投资从1992年起,澳大利亚法律强制规定雇主按雇员年收入的9%工资额交到     

浅谈强制猥亵、侮辱罪条文修改——着重探讨男性同性性侵行为

纵观我国刑法变革历程,自1997年刑法典废除流氓罪后,成年男性性权利成为刑法理论上的一个漏洞。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性观念的转变以及对同性恋的改观,使得同性性侵案件随之增多。《刑法修正案九》针对这一社会现象扩大了性犯罪中猥亵的适用范围,从立法上实现了保护男性性权利,是刑法的一大进步。     

论政府问纵向关系视角下的一票否决制

一票否决制是我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行使的一种特殊的强制命令权，是压力型体制的极端形式，是上级政府事权下移的体现。一票否决制存在的基础是下级政府自由权的扩大和上级政府权威的削弱，以及各级政府间相对独立利益的客观存在。在其产生以来的20多年间，一票否决制不断地扩散，导致基层政府不堪重负，同时也导致一票否决制的权威下降，间接损害了上级政府的权威。应当通过规范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的事权关系，规范一票否决制的使用范围，从而规范我国政府间的纵向关系。     

强制结构理论及实验检验

学术界对强制关系的研究较少，尽管它无处不在。本文基于要素论探讨强制结构的含义、分类及模型，重点探讨了间接强制结构的效应。间接强制是涉及至少三个行动者的一类“不给钱就制裁,给钱就‘保护’你”的结构关系。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边界条件内，间接强制结构与直接强制结构一样有效力，即有类似的强制幅度和力度，二者都使强制者获得最大的剥夺率。本文最后讨论了影响强制效果的因素，包括强制者的贪欲与策略、强-强联盟及受制者联盟的效应等。     

社会再分配:强制与自愿的边界界定

社会再分配是维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的有效手段。从实施主体、运行机理角度看,现实中的社会再分配存在强制和自愿两种运行机制,两种机制在组织特征上具有互补性,成本不同,收益有别,科学界定二者的边界,实现两种机制的均衡,社会再分配才能获得最佳的社会效应。厘清两种机制的作用边界,有助于缓和中国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原子化倾向等社会问题,从而有效促进社会整合。     

在拆迁问题上公民合法权利遭受侵害原因探析

唐福珍事件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暴力拆迁在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唐福珍只是众多受害者中的渺小的一个,只是经由北大五位法学家联名上书要求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才使此事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反思,本文通过分析公民为何合法的私有权利遭受侵害,分析其原因,以期从源头着手解决在拆迁问题上的不合理现象。     

浅议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实施模式及相应救济

相对于不同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我们所应采取和建立的救济程序和方式也需有所不同,这便是本文所要讨论和分析的重要内容,即首先确定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然后在此基础上选择并建立起相应的行政强制救济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则能使我国的行政强制制度体系走向成熟和完善。     

“服务型税收”历史意义及其理论探讨

纳税与服务历来是两个不相关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要改＂官僚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税务机关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必须对自身的角色与职能进行重新审视与定位,从而提出＂服务型税收＂理论并运用于实践。通过对＂服务型税收＂历史和内涵进行理论探讨,对我国税务部门打造服务型税务机关,构建服务型税务理论框架和实践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析公司法中的国家强制

研究国家强制在公司法领域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阐述国家强制在我国公司法领域中的表现形式及发展趋势,分析所存在的问题,并给予相应解决的策略:一是公司中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配置应坚持效率与安全为标准;二是实现公司有限自治和国家适度强制两者的动态平衡;三是明晰公司法中国家强制的界限;四是建立并完善市场化和科学化的强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