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是要式合同

近年来 ,我国多数学者认为保险合同为不要式合同 ,笔者认为我国保险法要求保险合同采用书面形式 ,实务中一般已经采用并且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未采用书面形式 ,投保人交付保险费后 ,保险合同可以成立和生效 ,不能否认保险合同的要式性 ;未采用书面形式且未交付保险费 ,保险合同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故此保险合同为要式合同。     

论析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及其对策

刑事证人拒绝出庭作证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解决此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成败,影响着司法改革所追求的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的实现,为此,必须建立强制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规定,同时完善对证人的保护措施,实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     

论强制实际履行

通过司法强制实际履行合同，其结果与立法者所追求达成的宗旨相去甚远。金钱赔偿完全可以成为适宜的救济手段。受损方不会首选强制实际履行作为救济方法。为现实与效率计，强制实际履行应该坚持并予以保障，但必须弱化、淡化。     

强制侦查中的令状制度探析

强制措施对于刑事司法说来,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只要这种权力运用恰当,这些手段是自由的保卫者;而假如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因此,强制措施必须控制在必要限度内.作为司法审查手段之一的令状制度,功能在于通过司法权对侦查权进行制约,通过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笔者从其渊源、理论基础着手,借鉴各国实践,阐明在中国刑事侦查程序中设置令状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简要构想.     

论侦查、调查与强制及其合法性审查

侦查与调查之间并无本质差别,侦查本身便是由一系列调查活动构成的。调查活动根据是否涉及基本权干预,可以区分为任意调查与强制调查。强制包括对人身自由的强制以及对其他基本权利的强制,后者属于调查活动的一种,而前者则不能被归入调查的范畴,因为对人身自由的强制只能作为一种预防性手段,而不能用于获取证据。留置在监察法中亦被定位为一种预防性的强制手段,但由于相应规制的缺失,存在被滥用的危险。在刑事审判中,对于监察机关和侦查机关采取的各项强制处分,应适用同样的合法性审查标准,而此种标准的真正贯彻,要求必须采用一种开放性的参与式调查和侦查模式,辩护律师的有效介入则是实现此种模式的必备前提。     

企业—顾客价值共创过程中强制型顾客参与效应的理论框架

强制型顾客参与是指顾客为确保服务的正常交付在服务过程中以资源形式投入到服务中的程度。尽管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顾客在服务交付的过程中承担了不可或缺的职责,但现有研究并未对强制型顾客参与在价值共创中的积极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展开系统分析。文章在系统梳理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强制型顾客参与进行概念界定、类型及维度归纳,同时梳理强制型顾客参与的主要驱动因素、作用结果,及强制型顾客参与实现价值共创的过程机理,构建了强制型顾客参与产生积极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强制型顾客参与的激励机制、影响边界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论我国物权登记机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

确立我国物权登记机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应协调专家《草案建议稿》、《国家赔偿法》、《民法通则》的关系,并区别强制登记与自愿登记以确定物权登记机关不同的赔偿责任。     

日伪统治时期劳工征集对东北农村经济的影响

日伪统治时期,日本殖民者为了达到掠夺中国东北资源、维护战争机器运转、北部防御苏联等目的,大肆掠夺中国东北农村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掠夺劳工的劳动统制政策,并通过诱骗招募、抓捕、通过行政命令强制征集等手段,实现了对中国东北农村劳动力最大限度的征用和掠夺,日本的殖民统治给中国东北农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医疗合同法律问题研究

医疗合同作为一种民事非典型契约,在合同解释上一般应参照委任合同或者承揽合同的规定;应区别对待医疗合同在不同场合下的主体,强制缔约是医疗合同的重要特点;医疗合同权利、义务规定的特点在于医疗专家高度的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医疗合同履行中的加害给付导致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受害人可以选择有利的请求权基础。     

《海洋法公约》强制程序任择性例外声明的解释问题——以中菲南海争端为例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第1款规定了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任择性例外。一国可作出声明,对某些类型的争端排除强制程序的适用。对于南海争端,菲有意设计主张的争端类型,试图限制性解释中国的任择性例外声明。任择性例外应以自然方式并结合上下文及条约宗旨、目的,充分、全面考虑当时的所有情况,并以与声明方所追求的效果相一致的方式来解释。菲的请求分别属于中国任择性例外声明中的"历史性权利"、"海洋划界"及必然涉及领土主权归属问题的"混合型"争端,均不应适用强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