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自由的历史与未来

从历史上看,合同自由大体上经历了从确立、兴盛、衰落到复兴的过程。合同自由的变迁,蕴涵了深刻的历史背景,并以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理论的变迁为其基础。经历了否定之否定以后,合同自由将继续成为合同法上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如无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法律不应对合同自由加以限制。即使具备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法律也应当以防阻私人强制为目标,以私法性的强制为主要手段,以契约程序为规制重心。     

保护未成年人的强制报告理论基础以及实践分析

近代以国家亲权（parents patriae）理论为出发含括儿童保护、少年司法等制度,拟定相关政策并且积极实践,成为国家治理首要任务之一。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弱,当其遭受犯罪侵害、身体伤害、虐待等情形隐蔽性高,域外以儿童权开展相关措施,欧、美、亚洲多数国家以强制报告（通报）法制启动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任务,我国2020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亦将强制报告明订为法律制度。关于强制报告制度,有许多学者文章介绍他国制度详晰,考虑法制建设因文化经验背景存在不同的差异性之外,又未成年人在义务教育法施行后,成长过程于校园中学习为其普遍的生活场域,本文前以儿童保护历史发展作为概述,后则以我国台湾地区关于校园教育人员通报规范及实践予以叙述,提供关怀此议题有志之士作为政策拟定以及实践之参酌。     

论我国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制度的构建——以《家庭教育促进法》为背景

2022年1月1日实施的我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调整家庭教育,使得家庭教育由“家事”上升为“国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中明确规定了特定情况下对监护人的强制家庭教育指导。这一立法回应了时代需要,社会中因监护失职导致的未成年人被遗弃、虐待、暴力伤害,以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多与父母家长缺乏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技巧方法有关。对于监护人因监护失职导致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及其它严重不良行为,或导致未成年人成为违法犯罪被害人,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应该实行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在具体制度构建中,应关注强制家庭教育指导的适用对象、决定主体、实施主体、实施内容方式等问题。     

公司僵局的危害及解决

公司僵局是公司法人的休克状态或植物人状态.公司僵局无论对公司、对股东、还是对公司的债权人和社会经济秩序,都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必须对公司僵局予以高度重视,采取司法、仲裁、完善公司制度、提高股东素质等多种措施及时解决,以使公司健康发展.     

四步认定法:化解“软暴力”扩大化风险的路径——基于230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软暴力”的司法适用在扫黑除恶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软暴力依然是一个内涵和外延不够清晰的概念,加之杂糅了刑事政策、网络犯罪解释的扩张性等因素,扩大化风险较为明显。其根源在于司法解释粗疏,列举式规制引发机械司法。欲化解扩大化风险,必须对软暴力的内涵进行解构,即以心理强制为核心,将其分解为“行为人实施非(硬)暴力行为→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被害人利弊抉择→产生危害后果”的行为结构,通过这种“四步认定法”取代现行“估堆”式认定法,可以实现过程控制,并保证认定结果不枉不纵。     

生命健康的棘手问题——19世纪英格兰反疫苗运动反思

在英格兰，自18世纪末英国医生詹纳发明天花接种技术以来，接种疫苗逐渐成为预防传染病的最主要方式。反疫苗的声音自接种技术诞生也开始出现，到19世纪后期，随着强制疫苗法的通过，反疫苗运动发展成全国性的运动。反疫苗运动体现了多重矛盾的交织，既包括国家与个人对身体控制权的争夺、阶级因素，又关涉医学技术的缺陷、宗教和道德等原因。英格兰反疫苗运动就欧洲而言是最大规模的，折射出英格兰社会诸多面相，体现了人类生命健康史发展过程中的荆棘和坎坷，并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疫苗接种亦有启发。     

认知增强技术的技术风险与伦理忧思

认知增强是一种新兴的增强模式，依靠药物、神经、机械或基因增强等高新技术途径，实现开拓认知广度、加深认知深度的技术图景。认知是集知识获取、知识加工与知识应用为一体的过程，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获取各类知识所倚赖的核心竞争力。因此针对认知增强的科学研究和实验进展是最炙手可热的。然而，认知增强的过程中可能会经历多重波折，其中的技术风险与伦理忧思主要表现为人体健康和安全性风险问题、认知主体解构与认知强制问题、认知增强中的平等公正问题、隐私泄露和思想控制问题、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与理智品格的腐化问题。认知增强的技术允诺固然诱人，但其中蕴含的技术风险与伦理问题同样值得审视。对现有的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认知增强技术风险进行及早的技术研判与伦理反思，有利于进行前瞻性的技术定位与风险利益评估，从而避免技术狂热。     

公司自治与国家强制关系范式论

公司法关涉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等多方利益，充满了公司自治和国家强制的因子互动。演进理性主义系公司自治的法哲学基础，外部效应学说与福利经济学理论则为国家强制的介入提供了理论支撑。公司法的私法属性决定了公司自治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基础，需矫正国家强制的泛化倾向，国家强制应仅以克服公司自治所不及为目的。平衡公司自治与强制的关系应遵循两项范式：在基本范式层面，坚持一般事项自治与特别事项强制的制度逻辑；在具体范式层面，唯有非强制不足以维护公共目的以及公司自治在效率上明显不足时，方可施加国家强制。     

网络暴力刑法治理的解释原理

网络暴力的概念可以从其所侵犯的客体的角度出发予以界定。网络暴力是指通过网络实施的或者在网络中实施的，导致或者可能导致身体、性或心理伤害的明确行为或者象征行为。网络暴力有时在性质上会对我们所重视的利益造成特别严重的伤害，或者经常在性质上对我们所重视的利益造成的伤害更小，但行为人在主观上，甚至人格特质上表现出明显不尊重我们所重视的利益的态度和倾向，因而对我们进行侵害的可能性更高，也特别扰乱了我们的社会安全感。与传统线下暴力能做同一解释的网络暴力，应当进行扩大解释，不能做同一解释的，应当进行立法。这取决于暴行罪状是抽象规定还是具体规定，是生物面向的法益等事实性概念还是社会面向的法益等规范性概念，是涉及人格的、需要可以识别的特定人格体还是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