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的完善

对具有一定危险性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是现代法治社会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一项必要措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别程序,既体现了对精神病人人权的保障,又降低了精神病人对其他公民再伤害的可能性,对保障社会的和谐安定具有重大的法律意义。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仅有五条,操作性不强,完善我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应坚持社会防卫与医疗救助并重,完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强化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细化审理程序规则,完善执行机构。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评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本文认为,消极自由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它应当被视作是积极自由得以实现的手段。消极自由的范围是由积极自由来决定的。伯林的多元主义也并不能作为消极自由的理论基础,因为多元主义包容了非自由的价值观念,而且,积极自由与一元论、极权主义并无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本文的最后结论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并不能割裂开来,它们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     

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公民财产权利保护

拆迁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热点问题,民生、民情、民意、民权与其息息相关。公民财产权利优先于公共行政权力,拆迁的核心问题,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尊重拆迁户的私人财产权,另一个就是合理补偿。实现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民房屋财产权利的有效保障,不仅要排除违法拆迁、滥用公共利益、政府干预越位,而且必须给予行政听证和权利救济的程序保障。     

自愿与强制之间的抉择:适度强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参与原则的博弈分析

自愿参与容易引发农民的逆向选择,与低覆盖率有关,不利于稳定筹资机制。自愿参加原则和强制参加原则都不是政府在目前国情下的最优选择,在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推广过程中应放弃自愿原则,代之以“适度强制”原则。     

国有企业改革中管理层收购法律问题探析

兴起于西方20世纪60、70年代的管理层收购在我国国企改制、重组过程中作为一条解决国有资产退出的有效途径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其在我国实施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尽管造成我国管理层收购种种问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体制和立法上的因素。因此,我们需要针对我国管理层收购的特殊性及其实施过程中的法律障碍,对我国管理层收购进行统一的立法规范。首先,尽快颁布实施《国有资产法》,使管理层收购中国有资产的保护有法可依,国有资产流失得以控制。其次,我们也应逐步完善和细化对管理层收购中国有资产监管的法律,使之形成连贯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体系。最后,就是在目前情况下作为一种过渡手段可以对我国管理层收购进行专门的立法,待将来修改《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时,将新法的内容吸收进去,从而完成两者的过渡和融合。     

运用技术创新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l世纪是高科技的时代，全球化的经济条件使到产品的商品化变得越来越容易(这些经济条件包括产能过剩、众多的竞争者、日趋激烈的竞争、迅速变化的技术和市场等)。因此，企业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使到产品差别化从而给企业创造额外的新价值是至关重要的。     

强制缔约及其中国化

强制缔约有着自身的质的规定性,不宜将预约、房屋买卖中介合同约定的委托人必须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法院判决以物抵债、以行政手段拆迁房屋划归强制缔约制度。对国有银行剥离不良债权采取强制缔约的方式,产生了负面影响。区分直接强制缔约与间接强制缔约,有助于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通过强制缔约方式形成的合同关系,其内容按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确定,没有这些标准的,按照合理的标准确定。拒绝强制缔约可产生实际缔约、损害赔偿等法律后果。     

论信赖规则的逻辑结构

现代私法上的信赖规则,旨在保护交易中赋予信赖的一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保护整个社会的交易安全,但以牺牲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为代价。信赖规则作为法律规则,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其假定条件是,受表意人信赖表意人的意思表示或所表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并有信赖损害的发生,表意人或本人对外观要件事实具有可归责的原因等。一旦当事人之间的情形具备了这些要件,便发生具有生效的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     

企业信息强制披露研究

强制披露是企业信息披露的重要方式。对企业信息强制披露进行研究,指出目前我国企业信息强制披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强制披露制度的建议。     

城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及其证券化融资

城市土堆收购储备制度是我国城市用地制度的一大创新。现行城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在融资方面存在着一些缺陷，实行土地证券化是顺利推进城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的一种最佳选择。但是应当注意在我国城市土地收购储备证券化融资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因素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