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族审美心理的稳定性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心理。民族审美心理世代相继,绵延不断,其恒常性和稳定性十分突出明显。究其决定因素,乃是一个民族生活栖息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独特的物质生产方式,而独特的物质生产方式是最终极的根源;并且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与审美情感方式所使然。     

从文艺作品的接受者与创作者的角度认识毛泽东美学思想——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

毛泽东从美学角度,论述了文艺作品的接受者的位置、范围、作用。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他们是审美活动中的主人。接受者在审美活动中起重要作用:没有接受者也就没有文学;文艺作品能否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受者的反应与评判;接受者对文艺作品起着积极的、建设性的反作用,接受者对作家的创作意图进行检验,接受者期待视野发生变化,文艺作品必须不断适应这个变化,并在创作中体现这个变化,接受者影响文艺作品的再生产。创造者有一个情感移向的转变及世界观的改造问题。     

性爱娃娃成了第三者

轻轻推开木门，咿呀作响。槽头上正在吃草的牛儿瞪大眼睛望向我，烛光温柔，连空气中桐花的香气都依旧。而你，外公，你去了哪里？     

“多元文化”的修辞、政治和理论

目前流行在台湾的这个多元文化还大致是一个意识形态修辞,在形式地提倡多样性的同时,压缩社会平等、包容性的公民身份以及两岸和平的进步论述空间,自我矛盾地成为统合内部对抗他者的一元文化动员话语,所以必须要严厉批评。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它没有诚实地自省它的很多问题,包括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典范问题、资本主义的文化蒸发问题与特殊性的激进化问题。在时间政治、空间政治以及主体能力这三个方面都重新构思过的多元文化,才是值得我们支持的激进的多元文化。     

歌谣:新诗的潜在资源

周作人、刘半农等人提倡收集整理歌谣的最初目的，主要是民俗学意义上的。而当新诗被普遍认为缺乏必要的美学质素，写作者们四处寻求解困策略之际，歌谣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当作新诗的可能性资源之一。除在理论上把新诗与歌谣的关系作为一个话题加以探讨外，一些写作者也在创作实践中大胆地借鉴歌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新诗借鉴歌谣的做法持怀疑态度。     

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美学”之说的质疑

国内学术界习惯使用的“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美学”说法是值得质疑的。应该把叔本华的美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及伦理学原则分开来考察,“悲观主义”一词只能用在他的形而上的观点上,而在美学观上,叔本华的“解脱论”根本是“乐观主义”的。叔本华并不主张自杀,他只对自杀作逻辑上推论,并非用在现实经验层面上。“悲观”和“乐观”是个不明确的述语,应该加以限制和说明,用“唯情主义”来指称叔本华的美学也许妥帖些。     

雷锋：鲜为人知的故事

从新中国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走出来的雷锋，恰是一个“共和国长子”式的角色，他代表了“无私奉献”的红色一代。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对于中国当代年轻人来讲，显得神秘而遥远。雷锋在当年并不是一个落伍的人，他其实是五六十年代的潮流先锋，喜爱文艺、写诗、学开汽车、参加解放军，毫无疑问，雷锋的生活正是那个时代的主流生活；而革命，也是那个年代的时尚生活的重要内容。     

人的自由活动与实践美学的意义

实践美学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 ,指出了美感和美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它是一种凸现了人、人的活动、人的自由活动的美学。在理论上 ,实践美学顺应历史的潮流 ,宣告了形而上学的终结 ,走出了古典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在现实上 ,实践美学针对时代的虚无 ,高扬人的旗帜 ,为美学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从生命美学探讨生命教育

青少年的生命充满着生机与活力,展现出未来的希望与辉煌。而现实的教育主要局限于让认知和理性取代了生命的存在,往往忽视关注青少年的心灵世界。从生命美学探讨生命教育,实现生命本真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