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召唤下的“激情”叙事——再读《红日》

小说《红日》取自战争题材,具有史诗般的魅力。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红日》的创作包含着民族特殊时代及作者本人特有的激情,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发展都洋溢着浓列的情感。这些浓烈的情感给创作与审美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蒙古史诗的灾难意识与“刚”性之美——以汉译版本史诗为中心

蒙古史诗中对灾难的表达采取了曲折、隐晦的方式。这种方式将蒙古族人民的灾难意识置于幕后,表现了一种面对灾难的独特心灵应对方式,即以对英雄及其活动的赞美、将自然灾难看做"天意"等方式来掩饰其悲剧性表达。这种独特的灾难意识背后有深厚的美学积淀,其缘由在于蒙古族人民审美观念中独特的"刚"性之美。     

民国时期民族国家视角下西南彝族的整合与认同

民国时期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对西南彝族的整合经历了改土归流、施教与同化和治理"夷患"这样一个"治夷"与"化夷"、渐进的过程,这既是国民党民族思想发展完善的结果,同时也是边疆危机下国家认同建设的需要。国家语境下"倮罗"的身份与认同尽管在国家理念与民族现实存在着差距,从民族认同的角度而言,国民政府所奠定的基础,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和意义。     

彝绣——彩虹绣线架起致富桥

彝族文化历史悠久，传统的手工刺绣更是蕴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几乎所有的成年女性都能挑花绣朵。彝绣以丝线、毛线、绣线为原料，配以民间喜闻乐见和寓意吉祥的花朵图案；其成品种类大至壁画、小到绣片，包括衣服、帽子、围腰、围裙、荷包、花鞋等各种服饰和图案精美的家居用品。     

散杂居背景下彝族与苗族的人格结构比较分析——基于贵州省大方县八堡彝族苗族乡的调查

［摘要］人格结构既是心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也是人类学用来解释族群差异的概念。本文从积极／消极、外倾／内倾、性格／气质等人格结构维度，分析了散杂居背景下贵州省大方县八堡乡彝族与苗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中，由于文化背景及其与各民族融合程度不同，呈现出相似或完全不同的人格结构。     

中间人——东莞彝族工头及其社会功能

20世纪90年代晚期以来,大量彝族口逐步迁至东莞打工,在他们中形成了一些工头。这些工头作为"中间人"实现与当地非彝族群体互通与共处,并以此间接性融合的方式在当地扎根下来。工头在此间形成一定体系,发挥着劳务中介、族群文化交流媒介和劳务纠纷代言人三种具体的功能。工头作为"中间人"的功能是多元群体在移民社会重组过程中自发生成的彼此互通的重要方式,是该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一种需要。然而,工头本身在此过程中又在固化、形塑和再造新的群体边界。     

社会文化对彝族大学生英语学习认知的作用机制

［摘要］彝族大学生英语学习具有特殊的认知加工过程和认知风格。社会文化因素是影响其认知的重要原因。从语言环境、家乡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大学教育环境、彝族传统认知方式等方面可发现社会文化因素对彝族大学生英语学习认知的作用机制及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凉山彝族神圣空间的建构——以“木子四作”的“木色”化之路为例

空间的认知是近年来人类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特别是对神圣空间生产和建构方面。本文运用人类学的空间理论对凉山彝族神圣空间的建构进行研究和阐释,以"木子四作"的世俗空间转换到"木色"的神圣空间化之路为例,认为凉山彝族"木色"神圣空间是被不断生产和建构出来的,反映了凉山彝族对神圣空间的独特观念。     

欧洲中世纪史诗中的基督教因素——以史诗《贝奥武甫》、《罗兰之歌》、《熙德之歌》、《伊戈尔出征记为例》

主要论述欧洲中世纪史诗中所蕴含的基督教因素。分别对"上帝"的多次提及、史诗中与基督教有关的数字观念、史诗中的忠君护教思想、基督教对史诗价值取向的影响这四个方面,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论述基督教文化对欧洲中世纪史诗的重大影响。     

《玛纳斯》的当代传承与史诗演述传统的发展走向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信息技术对民众生活世界的逐步渗透,许多少数民族口头传统及其代际传承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迁。虽然新疆柯尔克孜族的口头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保有强韧的生命力,但以《玛纳斯》为代表的活形态史诗演述出现了复杂的发展走向。本文以近年来的田野调查材料为依据,关注从传承人群体数量的骤减到年轻一代习艺从师的动机选择,从"玛纳斯奇"的非职业化到老龄化,从口头叙事资源的萎缩到印刷文本的背诵,从演述技艺的退化到史诗韵体叙事的故事化等方面的内容,尝试对当下柯尔克孜族史诗的存续力量及其显见的式微趋势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