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才学为注”: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传统模式

中国古代文人诗大多注重隶事用典,展现了极高的才气与学识,因此才与学成为古典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而这种特点在宋代诗歌中更为明显,故有"以才学为诗"之论。古人庞杂渊深的知识结构投射到诗歌作品中,给后人的解读与阐释造成较大的困难,因此产生了相应的诗歌阐释模式:以才学为注。而阐释的侧重也相应地从简略的章句、训诂转为对诗歌典故、创作意图的抉隐发藏,溯本究源。     

阮籍《咏怀》诗其五十六、其七十九探微

阮籍《咏怀》诗其五十六和其七十九,历来无确定之解释。事实上,只要从诗歌所用典故入手,结合阮籍思想与所处时代进行疏证,就可得出结论:其五十六是阮籍回应谗佞之人猜疑与责难的作品,其七十九是悼念嵇康之作。     

学《诗》以言,魅力倍增——略谈《论语》对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论语》既有直接对《诗》的引用,也有对其赋比兴表现方法的运用。无论是哪种运用,都能使人感悟到《诗》的美感和作用。＂诗言志＂,表达的是情感,来自于形象思维,这种文学的思维与美术的思维颇为一致,都是对事物形象的描绘。《论语》学《诗》以言,语言表达技巧高超、魅力倍增。     

《文选》徐悱作品选录管窥

<文选>对于梁代作品的选录是文选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日本以清水凯夫先生为代表的"新文选学派"常以之佐证<文选>的撰者非萧统.清水先生的见解在中国既有附合者,亦有持异议者.笔者不同意清水先生的有关解释.本文即从徐悱作品的选录对清水之说作一驳议.本文认为,从徐悱之作的艺术性、徐悱在梁代诗坛的地位看,<文选>选入徐悱之作是有充分理由的.徐悱之作的入选不能证实<文选>的撰人是刘孝绰而非萧统.     

苏曼殊诗画的禅佛色彩

因有以禅入诗、入画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诗僧、画僧、诗画僧。文人墨客创作的“禅意诗”、“禅意画”与禅僧禅心外化的“禅诗”、“禅画”有本质上的区别。苏曼殊诗画带有明显的禅佛色彩,如其诗画里大量出现的禅佛名相以及带有“依我自悟”表征的“我”的形象第一人称代词,进一步强化了其现代禅僧的身份特征。     

蕉岭梅县兴宁获称“广东诗词之乡”

日前,梅州市蕉岭县、梅县区和"全省诗教先进单位"。兴宁市申报"广东诗词之乡"已同时获梅州有着丰富的诗歌资源,梅县是批,成为广东省拥有最多"诗词之乡"国务院文化部正式授予的"山歌之乡"。的城市。蕉岭县人民小学、田家炳实验梅州自古诗才辈出,有"广东第一才子"小学和兴宁市田家炳中学同时被评为宋湘,掀起"诗界革命"的黄遵宪、丘     

狂狷不由人——由陈三立的一首咏虫诗说开去

陈三立（1852—1937）,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人。清诗文专家钱仲联说：“义宁句法高天下”,在近人旧诗的成就上,陈三立被公认为大家。汪辟疆做《光宣年间诗坛点将录》,把陈比作是天魁星及时雨宋江,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则认为汪作为江西彭泽人,出于乡人私曲而将陈推为天魁星,诗歌革命派的黄遵宪才是诗国领袖。     

白居易闲适诗渊源探析

闲适诗在白居易诗歌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闲适诗中通过琐细生活描写和平易风格表达了应对人生的态度。从中唐整个社会环境和白居易自身特点来看,中唐社会政治、社会风气、儒释道思想、官僚文人普遍的社会心理和陶渊明等魏晋以来的隐逸思想,以及职官、园林、洛阳地域个性等外部诱因都对白居易闲适诗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岑参凉州诗的情感内涵及传播意义

岑参是盛唐最具代表性的边塞诗人,一生两度出塞,历时五六年,对边地生活有深刻的体验和积极的反思,创作了七十多首边塞诗,其中作于凉州的七首诗,情感意蕴丰厚,广为传诵。这七首诗或记行踪述战事;或抒壮志发乡思;或怀前贤念友朋;或描名胜、绘风情。诗歌呈现出慷慨悲凉的情感特点,表露了诗人在凉州时期复杂的心境,堪称诗人前半生艰辛跋涉的心灵史诗;同时岑参以诗歌为媒介把凉州的物候地貌、风土人情,异域文化传输到内地,推动了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岑参的凉州诗又有文献传播和保存的重要意义。     

活字与“the living word”的对应理解

Jespersen在其经典之作Philosophy ofGrammar里提到汉语语言学家对动词的另一个称谓,并将其英译为“the living word”。从术语翻译的三大标准来看,并结合对Jespersen相关著作的研读,邓文韬等将此英文表达还原成“活字”显然比“有活力的词”更恰当。但邓文韬将此“活字”与“诗之眼”等同起来却又有失偏颇。通过对“活字”的由来和意义详尽的梳理,可知这个语法术语与诗眼有本质区别,“活字”才是“the living word”的准确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