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遗产：嘉庆朝官修图书与文化事业

嘉庆朝完全继承了乾隆朝的官修图书编修机制,持续产出大型官修图书,维持朝廷对于文化事业的引领。在乾隆朝趋于完善的《御制诗集》编修机制规范着嘉庆皇帝御制诗的创作行为,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存诗数量第二多的诗人。从嘉庆朝臣子们宫廷献诗的情况来看,嘉庆皇帝对于朝廷的文学活动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主动性。嘉庆朝的文化特色正是其在整体上受制于乾隆朝文化统治的“惯性”;当时士人风气的整体转变与嘉庆朝的文化政策之间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断层。     

理学视域中的朱熹诗论及诗教价值取向

《诗集传》之外,朱熹还通过对历代重要诗人的评论来建立自己丰富的诗教理论.其诗论针对南宋诗坛混乱局面而发,有明显的道学色彩和复古倾向,客观上推动了诗学教育,并对诗教的价值取向和方法论有一定指导意义.     

论古典诗法著作的编著内容

古代诗歌写作的具体法则和技巧主要集中保存在历代诗法著作中,但这批史料却长期存在于诗话群体中,沦落成了“边缘史料”。而实际上诗法著作的编著内容相对于诗话是具有自身特点的,它们主要以总结技巧为主,注重的是可操作性。将诗法注入神秘性,是早期诗法写作与传授的突出现象。诗法著作中也会有小部分规律的总结与理论的探索。     

李商隐玉阳恋诗的特色及道教思想探析

玉阳恋诗是李商隐在学仙玉阳东时与女冠发生恋情而写的相关诗歌。由于年龄正值锦瑟华年,再加上出家学道的局限,所以在玉阳恋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无题诗的形式写的,而且呈现出若即若离、朦胧高雅的特点,同时,由于他的学道经历,诗中呈现出深情苦语的道教思想。     

《达洛卫夫人》与《吕芳诗小姐》中 身体性的二律背反

英国小说家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和中国小说家残雪的《吕芳诗小姐》,都强调身体与精神的抗衡,并视之为人性的矛盾,但两个文本在自然、观念、社会三个层面上具体表达的身体性,彼此又相互矛盾。《达洛卫夫人》保留了性别事实,重新建立了愉悦化性欲;取消了身体的抽象普遍性,建立起身体的个体性;构建了无边界、有存亡的身体结构,将身体的意义最终归于精神。其蕴含着伍尔夫视身体为手段的倾向。与此相对,《吕芳诗小姐》则取消了性别事实,重建了激情化性欲;取消了身体的个体性,试图建立身体的深层普遍性;建立有边界、无存亡的身体普遍结构,视身体意义为身体本身。其表明,残雪把身体看作是一种目的性存在。《达洛卫夫人》与《吕芳诗小姐》互为正反命题的两种身体性,构成二律背反关系,体现出现代语境下身体审美化和身体生命化在差异中的并存。     

论端砚的文化品格——端砚诗、赋研究

端砚作为文房器物,对历代文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历史长河中,端砚引兴文思,文学赋予端砚以文化品格,并在交汇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端砚诗、赋”作品。本文由此开展,重点从“天地之精——端砚诗赋中的生命精神”“巧匠——文质相杂的工艺观”“守拙——端砚特质与端人品行”“比德——流光溢彩的石品与人生德行”等四个方面凸显端砚诗、赋中所蕴含端砚精神及其文化品格。     

宋代理学家家训诗论析

宋代家训诗在社会变革和理学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下走向繁荣,理学家创作的家训诗蕴含着其在伦理道德、治学仕宦、家庭生活、理学思想等方面的价值追求和对家族后辈的训诫引导,呈现出体裁多样、情理兼容的创作特征,具有丰富的思想性、文学性和教育性。     

论唐人元日早朝诗中的多重角色及情感抒写

唐代的元日早朝是依照唐《贞观礼》和《开元礼》的礼制要求举行的,在礼制规定的礼仪中,汉、魏传统的“尊君抑臣”观念得到了延续和强化。但在唐代诗人的元日早朝诗中,因作者的角色不同,这种观念却有所淡化,有些作品几乎没有这种情感。唐太宗贞观时期和唐肃宗乾元年间的两次元日早朝唱和,体现了唐代不同时期君王和士大夫对盛世的赞美和期待。但中唐以后的元日早朝诗,却因为作者身份的多样化,诗中的内容和情感也显现出多种多样的特征。尤其是以“观早朝”为题的诗中,再现了诗人在元日早朝中的底层身份感及政治心态。     

京城皇家园林中的诗——清代御制诗中的蓬瀛

清代御制诗对蓬瀛的歌咏较多,也承继了对蓬瀛的美好寄托。帝王们将文学作品中想象的海上仙山,移植到京城皇家园林当中又加以书写。当想象变成了现实,成为宫苑和城市的一部分,又重新进入到文学作品中,必然打上审美主体个人深深的烙印。而清代帝王作为这一审美主体的特殊身份与审美情趣,也形成了清代御制诗吟咏蓬瀛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