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观的嬗变与非形式逻辑的出现

目前国际上逻辑学界的逻辑观的变化,逻辑学从形式逻辑向认知逻辑的转向,直接导致了一些新逻辑分支的兴起,非形式逻辑就是其中比较成熟的而又最具活力、适用范围非常广泛的一个部分。文章通过考察非形式逻辑及其相关概念——批判性思维、谬误、非单调推理,力求把握这一转向的实质。     

“中国逻辑”合法性之辩护:从胡适到沈有鼎

从胡适到沈有鼎,《墨经》逻辑学的研究大致分为两部分:与西方形式逻辑概念相对应的《墨经》逻辑学,不一致的、体现个性的墨家自己的逻辑学。两位学者在研究中纠结于逻辑的论域与《墨经》文本的关系,他们代表着一百多年中国逻辑史学科建设中的共同困惑。由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逻辑学是历史的,它有一个发展过程,逻辑史的研究应该回到它的时代,走进文本,做文本田野工作;逻辑史的比较应该有一个公共论域。     

再谈辩证逻辑

苏联逻辑学界曾认为“形式逻辑辩证化”是错误的,这个说法不能成立。辩证逻辑原是范畴体系,否认辩证逻辑是哲学,辩证逻辑就将失去最后的立足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逻辑学”这种说法慎提为要。类的包含于关系的传递性是思维形式barbara的抽象内容。辩证逻辑要真正成为逻辑,必须形式化,而形式化必须遵守形式化的“游戏规则”。     

批判性思维和非形式逻辑的互动关系

20世纪后期,北美教育领域出现了强调思维能力和气质,克服低层次、复制性学习弊端的“批判性思维运动”。几乎同时,一股逻辑学的“新浪潮”———“非形式逻辑运动”在高校兴起,结果使批判性思维能力和气质的培养成为高校非形式逻辑教育的目标,而非形式逻辑教学成为批判性思维能力和气质培养的主要途径。二者的互动,给高校逻辑教学带来新气象。     

苏格拉底与伽达默尔对话思想比较--以善为切入点通向源始的对话

“善”同时是苏格拉底和伽达默尔各自的对话发生的动力和目的,对于“善”的不同理解和态度直接决定了二人不同的对话思想的发生结构。伽达默尔对苏格拉底的对话形式有着诸多继承和发挥,然而前者对于后者的对话思想结构进行了一种奠基性的超越,而且从伽达默尔的角度看,只有在前科学、前理论的生活世界中,以“善良意志”为前提的源始对话的基础上,苏格拉底式的以认识“善”为目的的对话才是可能的,“善的共同体”的实现也才是可能的。此外,二人对于“善”的不同认识也决定了两种对话各自所遵循的内在逻辑结构(形式逻辑与问答逻辑),进而决定着何种对话为一种源始的对话形式。     

论证评价的非形式逻辑模型及其理论困境

论证有两种类型:一是指作为结果的论证,二是指作为过程的论证。哈贝马斯把前者称为"论证",后者称为"论辩"。然而,20世纪上半叶,论证结构被理想化了。数学证明被人们当作成功论证的范式,论证完全被从自然语言的语境中抽象出来,论证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作为结果的论证。事实上,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斯特劳森、澳斯汀、塞尔等哲学家就开始关注论证评价的语用要素。遗憾的是,他们的工作对蒙太古及其追随者们发展起来的形式语义学影响极小。基于非形式逻辑的论证评价被宣称为针对日常生活中真实论证的分析评价模型,但在这个模型中,论证仍然被当作结果而非过程来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形式逻辑对真实论证的处理不是成功的。     

西方形式逻辑视域中荀子正各逻辑的不足及其原因

荀子的正名逻辑思想是对先秦形式逻辑的系统总结。但若以西方形式逻辑为标准来考察 ,就会发现荀子的正名逻辑存在明显的不足 ,这种不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以“人”为中心的从社会到自然再到社会的总思路有着深刻的关系     

20世纪非形式逻辑的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非形式逻辑兴起之后 ,作为逻辑学的重要分支之一 ,非形式逻辑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一学科在20世纪的主要发展状况的介绍 ,达到澄清基本概念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的作用。     

试析同一律的地位及运用

同一律是形式逻辑三个基本规律之首,具有基础性地位,在思维活动中有广泛用途,它是制定其他形式逻辑规则的重要依据。     

多元化的辩证逻辑形式化研究

本文对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辩证逻辑形式化方面的研究 ,作了简要述评 ,涉及到多种形式化的思路和成果。在此基础上 ,笔者提出坚持多元化的研究方向和借鉴其他非经典逻辑有用成果的主张 ,以促进 2 1世纪辩证逻辑的形式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