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婚俗源流考

婚姻 ,是一个迷人的话题。性爱和婚配 ,联系着一个人间之谜 :今日之人类 ,究竟从何而来 ?人类的婚姻状态 ,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发展过程。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由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 ,其婚姻习俗更是源远流长 ,多姿多彩 ,反映着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彼此各异的社会经济状况、文化生活、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审美情趣 ,是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     

柳宗元山水诗的时空形态

柳宗元山水诗大多作于贬谪为永州司马与柳州刺史期间,体现了诗人对人生的沉思与求索,在审美艺术上取得极高成就,尤其是在时空形态方面有着显著的创造,建构起新颖而完美的时空体系。     

新疆东乡族婚姻文化变迁探析--关于霍城县老城村的田野考察

霍城县老城村的调查显示,随着外在环境的改变、社会经济的发展,迁移到新疆的东乡族在其传统的教派门宦内婚、宗族外婚、早婚、包办婚、近亲婚等婚姻习惯方面发生了巨大变迁;同时,随着他们同其他民族交往的增多,族际通婚现象也渐趋普遍,并对其文化特质、族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偏好的聚合到偏好的转换：中国农村民主形式变迁的内在理路

表达、汇集和满足偏好是民主的原本内涵和民主形式演进的内驱力。偏好聚合式的选举民主在中国获得了较大成就,并成为目前农村最主要的民主形式之一。但偏好聚合式的选举民主由于忽视了若干问题,导致其价值的发挥存在一定限度。为了更好地将村民个体的偏好表现出来,满足其管理乡村事务的需求,必须实现由偏好的聚合到偏好的转换,即实现从选举民主到协商民主的变迁,这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形式变迁的内在理路,也彰显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思路。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流派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和探索,新时期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了多个观点鲜明、立场各异的流派,从理论基点与体系构建的总体方向出发,大体可划分为唯物史观派、实践存在论派、审美意识形态派、科学派、宏观综合派等。     

侨乡跨国移民的婚姻形态研究——基于对福州“万八嫂”的实证调查

侨乡的跨国婚姻形态是中国父权制文化在跨国背景下的延续,"万八嫂"是对福州侨乡地区留守妻子的统称。丈夫出国带来了跨国移民家庭中夫妻双方在社会经济、家庭责任方面的重新分配,"万八嫂"承担了多重家庭责任,她们的婚姻品质和社会生活因为丈夫出国而改变,并形成了在经济、地位上对丈夫的依赖。分隔两地的侨乡跨国婚姻遭受多重挑战与冲击,呈现高稳定、低质量的特点,"万八嫂"承受着多重的压力。而侨乡家庭内部两性的不均衡发展,是不利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的。     

“懒虫”转变记

在抚顺市新抚区千金小学,我正在听六年一班学生张树珩讲述他的故事。张树珩告诉我,他讲的这段故事发生在学校开展“五态之星”活动期间。何谓“五态之星”？张树珩和他的伙伴是这么说的：“进校门要有健康的心态：站立要有优美的形态;落座要有端庄的姿态;走路要有稳健的体态;     

“现实问题”与《资本论》叙述结构嬗变

《资本论》的叙述结构变迁,体现着马克思不断根据现实问题的变化而调整致思路向的过程。起初,为了破解所谓的“物质利益”难题,马克思形成了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卷本著作”“三本书构想”的计划。尔后,超越物质利益所表征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浅层”,马克思深入现代社会结构内部,以生产结构这一现实问题为导向展开探讨,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五个分篇”“六册计划”。在现代社会生产结构中,资本逻辑是极为关键的核心要素。马克思对这一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形成了关于《资本论》的“九项内容”“三卷四册结构”。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和内容,其目的是通过对它的变革来构建一种文明新形态,真正实现人的解放。这个目的决定了《资本论》的叙述结构始终是开放的、未完成的,从而推动马克思为之不懈探讨。     

德里达“幽灵政治学”伦理形态的出场逻辑

德里达的"幽灵政治学"彰显着特定的伦理宗旨与理念,其伦理形态的主要内容蕴涵了学会更好生活的人文伦理向度和持守正义的政治伦理向度。通过对"学会生活"这句"习惯指令"的语义学考察,德里达把"幽灵政治学"理论形态的伦理向度慢慢呈现了出来。在他看来,生活,按其本初含义,是无法主观学会的,也就是说,人不能靠自己,必须借助其他事物的指导和引领才能学会生活。因此,我们必须接受"幽灵"的指引。在高度集约化的时代,以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为参照对象,才能恪守正义,秉持良知。     

加强软实力建设是应对西方话语权的关键

自新中国成立,西方就开始视中国为"红色威胁",并对之进行封锁禁运;20世纪末苏东欧剧变,西方质疑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认为中国必将"崩溃解体";近年世界经济低迷,而中国焕发出独特的生机与活力,西方又出现了"中国贡献论""独秀论""责任论"。该如何面对西方的舆论宣传,关键是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需要国人理性爱国,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加强公民意识等软实力,增强对国家的责任感,塑造国家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