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上之“理”与中国文化——理解朱熹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重要意义的一种视角

朱熹创立的"理本体"观念,以其对形上之"理"阐释的完善性、缜密性和深刻性而为理学家普遍认同。其中,朱熹提出的"格物穷理"的认识方法论,是一个重大的发明。由于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一致性,使得朱熹的形而上学哲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朱熹哲学的形成及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形上之"理"这一哲学范畴逐渐替代了"道"这一在中国文化中被广泛运用的哲学范畴。形上之"理"的产生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后的儒家学者再没能做出真正的哲学意义的超越。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显著的独特性。     

论伽达默尔的“美的现实性”

伽达默尔在《美的现实性：作为游戏、象征、节日的艺术》一文中提出了＂美的现实性＂这一概念,并分别用游戏、象征、节日这三个语词来说明这一概念所指的艺术作品作为构成物在时间性结构中对自身的显现和生成。在这一显现、生成的现实性的展开过程中,艺术作品的存在与人的存在实际上是同一、共在的。＂美的现实性＂这一概念不仅是对艺术理论的革新,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解释学意义。     

古典诗词中“比喻”的模糊性及其英译

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以中国古典诗词中大量存在的“比喻”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比喻”的模糊性及其如何体现诗歌的模糊美,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比喻这种具有模糊性的修辞手段,使其更好地再现原作的模糊美。     

精神生活的形上情结

现时代,人们已经彻底撕去了笼罩在现实身上的层层面纱,现实赤裸裸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现实的一丝不挂不仅呈现出了工具理性时代的繁荣景象,同时也显露出入类精神生活的物化迹象.现实的面纱是由人类自己为自己揭开的,即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具有精神生活的理论自觉,能意识到精神生活被严重物化了,并能对其进行彻底的批判.精神生活的理论自觉以及对精神生活物化的批判本身是精神生活的形上诉求,也就是说,正是精神生活的形上诉求,才有对精神生活的物化现状的理论自觉和批判.     

析绘画艺术的忧郁美

忧郁是一种美之样式.在美学领域中具有其它美所不具备的特质和能渗透心灵的力量.以绘画艺术美学为介入,分别针对绘画艺术作品的情态、色彩、气氛、形态的析例,深入解读艺术表现中的忧郁美,揭示其独特的美学价值.     

朱湘与戴望舒对诗歌音乐美的不同追求

朱湘和戴望舒二人在追求诗歌外在音乐美上找寻的路子是相同的.戴望舒在后期转而追求诗歌内在音乐美,这种前后诗艺观的变化正是戴望舒在朱湘探索基础上的发展.他们在诗歌探索中从各自的情感经验出发,将诗歌的音乐美推向极致,并形成互为补充、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论语》半月刊与被遗忘出版家邵洵美的出版梦

民国时期,幽默期刊《论语》半月刊名噪一时,该刊获得巨大成功与其创办人邵洵美有密切关系。邵洵美积极参与《论语》半月刊的创办、印制、发行和销售,始终秉持自己的出版理念,投身于出版事业,关注公共事务,以宽厚包客的人格魅力为期刊延揽人才,以独特的编辑理念引领舆论导向。这些都为当今的出版界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从中西印文化比较看形式美

形式美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外在之形,二是内在之实,三是内在之虚。在外在之形上,西人重形,印人重色,中人重象;在内在之实上,西人是质实而静态的原子、分子,印人是具有空的性质的四大(地、水、火、风),中国是质实与动态合一的阴阳五行;在内在之虚上,西人突出是的能、场、暗,印人突出的是空,中国突出的是气。     

社会抗争、国家与合法性危机——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及其“隐藏文本”

发生于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民众运动.抵制运动缘于华人在美国遭受不公平待遇,在运动的初始阶段,它是遵循“规则意识”的和平运动,这是抵制运动的“公开文本”.但随着清政府立场的转变以及革命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辩驳,运动走向“极化”,政治诉求与“革命意识”得到彰显,这是抵制运动的“隐藏文本”.国家在抵制运动中遭遇到的“合法性危机”,意味着社会世界只有能从内部成功地组织自己,才能成功地与外部环境相联系.对于民族国家,所能做的恰恰是回到民族国家内部,落实自由民主的理念,如此方可超越民族国家,与世界对话,与现代秩序共存.     

《厄舍屋的倒塌》之魅力所在

美国作家埃德加·艾伦·坡的短篇小说以其独特的恐怖色彩闻名于世,他的《厄舍屋的倒塌》更是成为倍受读者青睐的经典。对这个故事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就可以发现,故事中不但有天才的恐怖氛围的营造,还潜藏着人物对生命的渴望和对善与美的追求。正是这种崇高的道德诉求,使得作品拥有了持久的生命力,令读者百看不厌。品味作品中娴熟的艺术技巧和温暖的人性味道,我们将还原经典更全面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