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与史学思想

忧患意识是对历史盛衰的辩证认识,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见盛观衰的历史思维、居安思危的观念和借鉴历史的知几察来的思考,都是忧患意识的重要体现.在新世纪,忧患意识有着新的时代特征,同时,对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析钱穆史学思想的特点

钱穆史学思想有几个特点:一是学术研究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论、中国传统社会非封建论、“史心“论、“古史层累地遗失“论。二是“以天下为己任,经国济世“的精神。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史观“、“生命史观“、“变化史观“、通史观念等理论。     

文学和影视艺术的语言

语言是艺术的媒介。了解文学和电影(视)语言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对影视和文学创作有裨益,尤其是对影视艺术的创作意义更加重要。本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粗略地将两者的关系厘清,从而给影视写作和创作人员以启示。     

后工业时代下文字文本的前途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文字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挑战。20世纪是影音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影音技术对传统的文学艺术构成了真正的冲击。在后工业时代的背景下,相对于影像文字文本的自足性、发展的内在机制以及与影视技术的互动共生中的未来走向都成了被关注的对象。     

《编年史》与塔西佗的史学思想

《编年史》是塔西佗最后也是最出名的一部历史著作,是他史学思想和文笔最成熟时期的作品。《编年史》集中反映了塔西佗反对暴政和歌颂共和两方面的史学思想。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塔西佗对所看到的现象,不能从社会发展和物质生产条件方面加以分析,因此难免有些缺陷。但这并未影响《编年史》突出的史学价值。     

关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对卜宪群被指责抄袭一事处理结果的意见

2004年6月中旬,史学批评网、天涯网、往复论坛、学术批评网、新语丝等网站先后刊发或转载了署名史言所撰写的《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抄袭问题举隅》一文,指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卜宪群先生有抄袭之嫌,学界为之哗然。文章在网上网下引发了激烈讨论。7月初,文中指出的被抄袭的论著作者之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先生发表声明,做出了回应。“不得抄袭”,是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时所应秉持的底线。抄袭,是对学者最为严厉的指控,会直接影响其学术生命。因此,对这样的指控,学术界不能等闲视之,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     

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

由“公羊学”所宣扬的天命史观,是将社会的变化视为天道运行“副本”的观念。它既宣扬“君权天授”,又承认“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认定社会在周期性的循环中发展。但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天授”的观念一直是维护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前清”学者在批评天命史观时,将主宰人类命运主体的“天”置换为“社会”;到了清代中期,“常州”学人则注意到“天命”史学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晚清之时,恰遇“千年未遇之变局”,康有为等一方面援引前清学者的社会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与西学相对接,于是,“通三统”、“张三世”、“《春秋》当新王”便被改造成社会进化论学说。     

兰西城市群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在全国碳减排目标框架下,从县域尺度开展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指导城市群实现碳达峰及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可以揭示区域内碳排放的空间差异性,而地理探测器不仅可以识别影响因素对碳排放单独的影响力,还可以识别影响因素交互效应对碳排放空间分异的影响力。因此,文章通过校正融合长时间序列DMSP/OLS与NPP/VIIRS夜间灯光影像,空间化模拟了1995—2019年兰西城市群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并从县域尺度视角出发,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等,对碳排放时空分布特征、空间关联特征及影响因素等展开研究。结果表明:（1）碳排放总量从1995年的36.23×106 t上升到2019年的116.61×106 t,增长速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年均增速为4.79%,县域碳排放（104t）区间由1995年的[13.4, 425.4]增长为2019年的[103.2, 1051.4];（2）高碳县区主要集中在兰州市和西宁市主城区以及周围人口密集、经济较发达的县区,空间差异性在不断缩小,空间正自相关性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局部自相关比较稳定,以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为主导;（3）碳排放空间分异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空间分异的影响力始终最强。     

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经历了三次转型,多种"新史学"次第登场,旧传统崩塌,新传统难以确立,以致当前的中国史学在理念、结构、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式乃至表述形式等方面,均打上了深重的外来印记。中国史家越来越离不开欧美史学的模式及启发,同时也感受到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文化压力,由此引发"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政治和学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多重博弈。为了走出困局,中国史家纷纷设想以多种方式构建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冲破欧美史学的笼罩。然则要在当今学术全球化的时代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不得不继续借用来自欧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必须取得能为欧美史学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这一悖论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